【摘要】 目前，我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人口老齡化及其伴隨的“空巢”問題，給政府、社會及家庭提出了除經濟供養(yǎng)之外更加迫切和復雜的養(yǎng)老要求。教育投資對整個國家和每個國民非常重要，在宏觀方面，可以促進國家經濟、社會發(fā)展、科技進步；在微觀方面，可以幫助個人立足社會、參與競爭、獲取收入。當今中國，盡管政府重視教育事業(yè)，日益擴大對初高等教育的投入，但限于農業(yè)人口占據主導地位的人口結構、農村教育資源供應的嚴重不足以及高等教育的昂貴學費負擔等諸多因素，綜合導致農戶子女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依舊偏低。教育支出與養(yǎng)老支出的權衡是人口科學中的重要議題之一。本文認為，農村家庭的教育支出與養(yǎng)老支持之間具有某種正向相關性。本文從家庭、學校、職業(yè)教育出發(fā)，基于468名農村子女的調查數據，運用結構方程模型，探討農村子女受教育狀況對家庭養(yǎng)老支持的影響。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學校教育（特別是受教育時間）對家庭養(yǎng)老支持影響最大，其次是職業(yè)教育（特別是教育成效），再次是家庭教育（特別是父母受教育時間）。此外，本文還根據研究結果，從子女受教育方面為家庭養(yǎng)老支持提出了政策性啟示。
 
【關鍵詞】 農村； 子女教育； 家庭養(yǎng)老支持； 結構方程模型；

1 緒論

1.1 選題背景
目前，我國經濟發(fā)展水平仍然較低，社會保障體系依然不健全，老齡化和空巢問題給政府、社會及家庭提出了除經濟供養(yǎng)之外的更加迫切和復雜的養(yǎng)老要求。李強（1998）認為，社會支持是個體之間社會資源互相交換的過程，其目的可以幫助人們獲得社會需求滿足[3]。張友琴（2001）認為個人可以通過正式的制度性支持和非正式的非制度化支持來滿足[4]。大衛(wèi).切爾（2005）認為每個人擁有一個由家庭成員、朋友和親戚朋友所組成的私人社會支持網絡[5]。從 Cantor Little(1985)的社會支持層級模式來看,親屬(特別是配偶和子女)是社會支持的核心,其次是朋友、鄰居,最后才是社區(qū)、機構和政府這些非正式組織，因此，老年人與成年子女之間的親子支持在老年人社會支持網絡中非常重要[6]。親子支持包括老年人給予子女的支持和獲得的子女支持[7]。Lee＆Netzer（1995)認為老年人給予子女和獲得子女的支持水平具有一致性，應該同時考察[8]，也有些研究者比如 Silverstein＆Parrot（1995）認為應該分開考察兩者之間的這種支持[9]。在當今中國農村中，教育和婚嫁花費是社會化后父母撫養(yǎng)子女階段最為主要和必不可少的支出[10]。本文認為，老年人給予子女的和獲得子女的支持的水平具有相關性，父母給予子女的支持以教育支出為主，子女給予父母的支持主要表現為養(yǎng)老支出（養(yǎng)老支持）。教育一直是影響社會發(fā)展和個人發(fā)展的重要因素。對個人而言，所受教育及其形成的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可以支持他進入社會時獲取競爭優(yōu)勢，提高經濟和社會地位，而微觀家庭對子女的教育投入會影響子女未來的智力、知識和技能[11]。在當今中國農村中，父母對知識收益的較高期望會使其在青壯年時期將大部分經濟收入、精力和情感投入子女教育投資和教育培養(yǎng)，而子女較高的教育素養(yǎng)會提高其日后的經濟和社會地位以及精神、文化訴求，作為對父母投資的回報，通常更愿意在父母年老時提供更多的養(yǎng)老支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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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和意義
根據上文分析，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嚴重，但是隨著近些年國家計劃生育的調控和人們“優(yōu)生優(yōu)育”意識的提高，我國新生出生率與人口老齡化不成比例地在降低。我國是人口大國，人口問題涉及到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人口問題處理不好，將牽一發(fā)而動全身，引發(fā)社會其他問題，所以國家在人口問題上處之謹慎。我國擁有如此大的養(yǎng)老問題，將如何來應對呢？依據我國目前的國情，資金實力顯然不夠強大；同時，我國根深蒂固的傳統(tǒng)“家”文化和“孝”文化的存在，學習西方，通過社會保障來處理人口養(yǎng)老，實際可控性不太強。本文通過論文研究，發(fā)現我國目前的養(yǎng)老問題仍然以家庭養(yǎng)老為主，研究也發(fā)現農村子女受教育狀況對家庭養(yǎng)老支持產生一定的影響，因此本文通過實證分析與驗證，從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職業(yè)教育三方面，具體分析農村子女受教育狀況如何對家庭養(yǎng)老支持產生影響，有哪些因素對家庭養(yǎng)老產生影響，從教育方面為政府處理老齡化問題提出政策性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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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農村子女受教育狀況對家庭養(yǎng)老支持的文獻綜述

2.1 教育相關文獻研究
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和人們綜合素質的提高，教育成為雇主選擇雇員的一個非常重要標準，教育對人們職業(yè)選擇的影響作用也越來越大。美國社會學家布勞（Blau）曾對美國的職業(yè)分層與受教育年限關系進行認真研究后發(fā)現，在發(fā)達國家中，受教育水平與職業(yè)地位具有很高的正相關性，其相關系數達到了 0.73[23]。日本的覺得麻生誠通過調查得出，優(yōu)秀人才社會地位與學歷之間的關系非常密切，即要取得專業(yè)技術性或管理性職位必須具備高等教育學歷[23]。中國社會科學院通過 2001 年“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研究”課題研究得出，人們的受教育程度是獲取初次就業(yè)職業(yè)地位的最主要因素。這一因素的影響在各個歷史時段都很顯著，其中，中專以上文化程度者獲得好的職業(yè)地位的機會更大于中專以上文化程度者[24]。索羅金（P．A．Sorokin）認為學校通過考試選擇人才，使人才從社會底層向社會上層流動來決定人們的社會地位。近半個世紀以來學術界一直在探討教育和個人收入之間的關系，達成共識：教育影響個人收入分配[25]。P sacharopou los 等 (2002)研究表明，20 世紀 90 年代中后期世界平均教育明瑟收益率為 9.7%，其中亞洲和 OECD 國家的平均水平為 9.9%和 7.5%[26]。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分別在 1988 年和 1995 年進行了兩次全國抽樣調查，數據分析結果是，1988 年城鎮(zhèn)的教育收益率為 3.8%，1995 年提高到 5.9%[27]。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也進行了一項全國抽樣調查，得出的結果是 1996 年城鎮(zhèn)教育收益率為4%[28]。中國教育的經濟收益率在 90 年代后期速度提高得更快。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在 2002 年對中國五大城市進行了調查，數據結果估計的教育收益率為 10%[29]。這些研究結果表明，教育水平對個人收入高低具有很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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