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國平有篇文章說：“陜西文學為中國文學貢獻了三個現(xiàn)象：路遙、《白鹿原》和賈平凹”。[1]其實，陜西當代文學批評界同樣活躍著三個頂尖人物，他們分別是被稱為“陜西文學的良心和思想庫”的暢廣元，被譽為“‘說實話、真話’、‘有思想’的‘大批評家’”的著名評論家李星[2]，陜西文學藝術界甚至文化界五彩的名片蕭云儒。他們各自以30多年的努力，以及70歲高齡的現(xiàn)實，成為陜西評論界三駕馬車，支撐并引領著陜西評論界的大半個天空，至今仍產生著無法替代的影響。
　　在陜西評論界，不管你認可不認可，他們三個總在那里；不管你承認不承認，凡是有他們三個出現(xiàn)的會議、活動，層次和品位一下子就提高了。近些年，盡管因為精力等原因，在陜西許多評論會上，肖云儒的身影出現(xiàn)得不是很多，正如長期擔任省文藝評論家協(xié)會副主席、不得不頻繁出現(xiàn)在各種評論會場合的暢廣元先生所言：“我和李星就像柿子樹枝頭掛的僅存的兩顆柿子，往后就看你們年輕人了”，[3]但是我們發(fā)現(xiàn)，陜西的作家還是那么看重蕭云儒的意見。陜西的作家和學者如果能得到暢廣元等先生只本文由收集整理字片語的鼓勵，就會不由自主地激動和興奮；陜西的評論家如果能得到李星等的肯定，就自然進入了陜西評壇或者文壇。有人稱他們是“三把狙擊槍”，更有人敬稱他們是“三尊活雕塑”。暢廣元、李星、蕭云儒，分別作為當下學院派、專業(yè)批評、新媒介批評的代表[4]，已經(jīng)成為陜西文藝批評界至今依然活躍的三張硬錚錚的文化名片和最后的守門人，影響著陜西文學的方向，引領著陜西的評壇，至今依然是陜西文壇公認的三幀不老的文學風景。
　　一、文化·人格：暢廣元“學院派”批評關鍵詞
　　暢廣元先生這個因“敢于表達自己，而具有獨立見解、獨立思想”的被文壇稱之為“陜西文學的良心和思想庫”的有深度的文藝評論家[5]，是陜西文學文化批評的倡導者和實踐者之一（其實，根據(jù)學術影響，有“全國賈平凹研究第一人”之譽的西北大學費秉勛教授等也是相當當量級評論家，可惜70歲后，費先生等逐漸自我淡出文壇）。他主編的《文學文化學》等教材至今仍有其無法忽視的學術拓荒作用。近些年他在《文學評論》等發(fā)表了《全球化時代的文化危機與文學的價值取向》《再定義自己——全球化時代對人文知識分子的歷史要求》等近百篇論文。除了《文學文化學》之外，他的《陳忠實論——從文化的角度考察》也是其學術壓卷之作�？傆[其研究指向，如果要用相應關鍵詞進行概括的話，我覺得應該一是“文化”，二是“人格”。批評家必須彰顯自己的批評人格、文化品格。這個思想在暢先生的評論活動中，是一以貫之的。
　　暢廣元自己說過：“我的活動主要不在文壇，但對文學的狀態(tài)很關注，也時有參與”[6]。但我們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無心的介入已經(jīng)讓先生全身心地融入了陜西文學研究之中，而且儼然成為陜西學院派的評論領袖之一。作為陜西文學文化學批評轉向理論奠基和文學批評實踐的先驅，先生的學術領地一直集中在“文化”這個場域，甚至向文學的泛文化批評進軍，切實構建具有陜西特色的多學科融滲的文學文化評論體系。“自1979年至今，暢廣元較為系統(tǒng)地深入文藝心理學研究……他撰寫的《詩創(chuàng)作心理學： 司空圖<詩品>臆解》專著還試圖用現(xiàn)代心理學的知識來臆解我國古代著名文論家司空圖《詩品》中的文藝心理軌跡，從而開創(chuàng)了研究整理我國古典文藝心理學優(yōu)良傳統(tǒng)的先河”。[7]其后他的在陜西文學界引起相當影響的《神秘黑箱的窺視--路遙、賈平凹、陳忠實、鄒志安、李天芳創(chuàng)作心理研究》[8]編著獨領風騷，引發(fā)了陜西文學心理學批評的熱潮。特別在研究生中間，掀起了人人熱讀榮格《心理學入門》等的現(xiàn)象，至今久熱不衰。
　　如果說早期的心理學與文學結合批評還是嘗試的話，后期暢廣元進行了全面的文學文化批評的探索。其在陜西各個大學固定的學術講座內容之一就是“意義的危機與文化的應對”。2000年，他和李西建主編的教育部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文學文化學》出版，[9]系統(tǒng)梳理了自己對文學文化學批評轉向的認識。正如李星所說：“暢廣元和他的同事李西建教授的《文學文化學》‘強調當代文學理論形態(tài)體系的建設應具有突出的文化觀念和人文視點，提供文學文化學的研究方法，并堅持從整體的文化視點和視野出發(fā)，建立和逐步完善一種行之有效的文學理論形態(tài)’。”[10]該書作為研究生使用教材，對陜西學院派批評理論建構影響深遠。
　　如果用一個詞語形容暢廣元的批評姿態(tài)，我以為應是“眺望”。不滿足于既有理論，以陜西文學為藍本，進行深度實驗，積極地全方位地探索中國特色的理論批評路徑。他主要運用西方（主要是原蘇聯(lián)）行之有效的理念、方法論檢驗中國文學，尤其是陜西文學，最終目的是希望建構有一定競爭力和活力的民族特色的話語批評理論體系。但他一直把自己的理論話語之根深深扎在陜西本土文學審美體驗的沃土之中。學界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第一、二代西方漢學家對我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產生過非常大的影響，甚至可以說幫助中國現(xiàn)代文學批評建立了一種整體意識和良性發(fā)展的可能。但是，第三代漢學家想重振早期漢學家的影響，感覺明顯地缺乏經(jīng)驗和實力。人們已經(jīng)注意到這個現(xiàn)象，暢廣元先生所供職的陜西師范大學，筆耕文化傳播，不斷在文學批評方法論領域開拓，一直引領著陜西甚至全國文學批評方法論研究的走向，《新時期文學批評模式研究》、《秦地小說與三秦文化》、《晚年孫犁研究——美學與心理學的闡釋》、《陜西當代作家與世界文學》《執(zhí)著與背叛——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與實踐》等著作的出現(xiàn)，不僅保持并鞏固了陜西師范大學在全國的學科學術研究地位，而且直接營養(yǎng)了陜西學院派批評家。暢廣元先生出版的《陳忠實論——從文化的視點考察》[11]，可以視做當然的文學文化學批評轉向實踐的典范之作。作為陜西著名的文學評論家、社會活動家，暢廣元先生摒棄“匍匐式”學院派研究理念，在自己開創(chuàng)的文化領域做出了卓越的貢獻。至今，他和他們依然奔走在建構中國特色理論批評話語體系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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