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布時間：2024-07-04 19:44

    明太祖朱元璋推翻蒙元統治,建立漢民族政權大明王朝。太祖、成祖在政治、文化、思想領域推行文化專制政策,形成了特殊的文化生態(tài),對文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從明朝立國到成化初年,受這一時期文化生態(tài)的影響,文學作家作品成就有限。在傳統文學史的概括中,往往把明初洪武至成化初期文學作為明代文學的沉寂時期;此時期有成就的傳統文學創(chuàng)作,除了由元入明的宋濂、劉基、高啟外,其余豐富的作家作品都大致忽略;對于盛行文壇半個世紀之久的臺閣體詩文,并沒有過多的介紹。作為一百來年的文學發(fā)展歷史來說,這是一種忽視。無論怎樣,明初這一時期的文學都為成化、弘治以后文學的繁榮,奠定了基礎,提供了準備。論文以“明初文化與文學演進研究”為題目,以明初洪武至成化初年一百年左右文學為研究對象。研究明代前期看似沉寂的文學,恰為后期文學的突變研究提供了參照,同樣是文學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環(huán)。論文重在探討明初文化相關要素,對于文學何以如此生成、如此演進的作用與影響,以明初文學的個案研究,豐富了文學發(fā)生論,有助于進一步推動文學規(guī)律研究的探討。論文把明初文學劃分為洪武時期文學、永樂至正統七年(1442)文學、正統八年(1443)至成化初文學三個階段。明初文化是一個外延較大的概念范疇,在研究每一階段文學演進的時候,選取有代表性的文化現象為切入點,與文學演進相結合進行研究。緒論部分,為全文的總論。確定了研究對象和范圍;介紹了論文研究目標與意義,研究現狀及研究方法。上編,洪武征辟制度與文學演進研究。從征辟制度對文學演進的影響為切入點,研究洪武時期文學的發(fā)展演進軌跡。第一章,征辟制度的源流與明初的實施。征辟制度確立于漢代,在漢初較為盛行。唐宋建國初期都短暫實行過征辟制度,明清時期亦如此。然而明初洪武時期是一個特例。本章重點對洪武時期征辟制度的實施及復古文化背景進行了考論,發(fā)現洪武征辟制度不同于傳統的察舉、薦舉,具有自上而下、體現朝廷和皇帝意志的強大的征召特征。本時期,征辟人數之多、征辟對象之廣泛,征辟方式之靈活都是空前絕后的。究其原因,明太祖恢復儒家政道傳統、復古漢唐制度、強調民族大義的政治文化復古背景,是其實施征辟制度的背景。第二章,朝廷征辟與文學導向。明太祖基于迫切用人的新朝形勢,力行征辟以適應經世致用的形勢需要。在推行征辟制度的過程中,規(guī)定和引導著文學朝著歌頌太平盛世、著意諷諫、簡直平實、豪壯博大的文風方向發(fā)展,但嚴酷的文化專制、越發(fā)嚴酷的征辟,使得文人失去出處自由與開放博大的心態(tài),使得文學并沒有朝著太祖規(guī)定的方向發(fā)展。第三章,洪武前期征辟與文學歸匯于臺閣。洪武前期,在征辟制度施行的背景下,大批文人進入朝廷臺閣。文學理論方面出現了關于山林文學與臺閣文學的討論,出現了“鳴國家之盛”的文學觀和聲宏氣壯的臺閣文學。劉仔肩的《雅頌正音》文學總集的編撰也是洪武初文學鳴盛主流的反映。第四章,征辟與洪武后期文學衰落。在征辟制度與文人命運的探討上,重新梳理了征辟制度下高啟在洪武初的命運軌跡,重新審視高啟被殺的深刻原因。通過考察征辟與高啟及同時期文人遭遇、征辟與戴良命運、征辟與洪武末年王賓等吳中三高士的關系三個案例發(fā)現,明初洪武時期文人與政權的關系,經歷了從最初的迎合、融洽,到強迫敦促,到血腥殺戮、不惜自毀以竭力逃避的歷史演變過程。洪武后期文學的衰落,表現在作家作品數量的急劇減少。征辟對文人命運帶來的是毀滅性打擊,文人零落,文壇凋零。另一方面,洪武時期科舉的罷黜,使得適應新朝主流文學的新的作家隊伍難以形成。洪武后期方孝孺等人功利化文學觀,不利于純文學創(chuàng)作環(huán)境的形成。中編,皇權專制與臺閣體研究。把臺閣體放在整個文學進程中來看,客觀地對臺閣體進行定性。從臺閣文學與山林文學之辯的論題來看,大多文人一入臺閣,創(chuàng)作自然要向臺閣文學轉變,這是身處臺閣的文人,在創(chuàng)作上對自我身份的自覺體認,因此臺閣文學創(chuàng)作代不乏人,但歷代臺閣文學在整個文學環(huán)境中只占了較小的比例。永宣時期特殊的臺閣文學“臺閣體”,以壓倒性優(yōu)勢掩蓋蓋了山林文學,可以說是臺閣文學發(fā)展史上的一個較為極端的現象。第一章,皇權專制與臺閣體文學選擇的關系�；蕶鄬Ｖ普�策進一步推行,使得文人自覺遵循了頌圣鳴盛的創(chuàng)作道路。從文學的內部發(fā)展規(guī)律來看,江右文人的清和婉約的創(chuàng)作風格,以及洪武首科狀元江西文人吳伯宗的臺閣文風,成為楊士奇等人自覺的文學選擇。第二章,永宣君臣相得與臺閣體研究。論文著重研究了宣宗皇帝的臺閣體創(chuàng)作。不同于傳統文人抒懷志情的文學傳統,作為帝王的明宣宗,其賦詩作文,具有面向天下國家的宏大的開放背景,創(chuàng)作場景屬于公共空間,而非私人空間。他的詩作時時流露雍容氣象,無絲毫愁苦寒酸薄祚之態(tài)。賦記等文亦顯露盛大氣象,具有同時期臺閣體平易舂容、典雅正大的典型特征。第三章,永樂二年(1404)進士群體與臺閣體研究。永樂二年(1404)科舉在明代科舉史上具有科舉史的典范意義。庶吉士培養(yǎng)制度規(guī)定了恢弘治道,黼黻太平的頌盛文學方向。他們參與應制賦頌、詩酒雅集,是臺閣體創(chuàng)作的參與者與推動者。第四章,從臺閣走向山林的李昌祺研究。在李昌祺的研究上,較為細致地研究了李昌祺的家世、生平,《運甓漫稿》的山林化與臺閣風的創(chuàng)作。以《剪燈余話》之《何思明游酆都錄》探討了李昌祺的創(chuàng)作思想。下編,臺閣政治的變異與臺閣體衰落研究。從正統后期至成化初年,太監(jiān)王振專權與隨之而來的土木堡之變、英宗奪門事件等一系列的政治變動,使得處于政治中心的文人更迭頻繁,造成社會文化價值混亂與世風、士風的擾亂,臺閣體文學創(chuàng)作的環(huán)境背景失去,臺閣體隨之衰落。第一章,政治變動與臺閣中心文學影響的削弱。政治的變動使得臺閣體賴以存在的臺閣政治背景缺失,臺閣中心文學影響力缺失,臺閣體頌圣鳴盛的時代氛圍已不存在。文人文學創(chuàng)作走向多元化。郭登、于謙、王越等人的創(chuàng)作獨具特色。第二章,“景泰十才子”研究。從宣德時期開始,到正統、景泰、成化年間,“景泰十才子”的成員均有結社。景泰十才子大多以晚唐李商隱、宋初西昆體為詩風宗尚,有相近的文學趣味。“景泰十才子”文學創(chuàng)作,在明初文學史上的地位和意義在于,他們的創(chuàng)作出于臺閣,而脫離了臺閣體的范疇,求得了臺閣體外山林文學的獨立發(fā)展地位。一些成員如劉溥、湯胤績等人身歷土木堡之變,寫下了屬于那個時代的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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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授予單位】：揚州大學
【學位級別】：博士
【學位授予年份】：2016
【分類號】：I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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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號：1354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