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西方哲學史中的歷史循環(huán)論與歷史進步觀及其時代意義
西方哲學史起源于古希臘。詩人赫希奧德對人類社會歷史進程進行過宏觀的分析和概括,在他的《工作與時令》一書中提出一種悲觀的歷史觀,筆耕論文,主張“歷史倒退”論。但他把人類歷史看做一個整體,注意到了社會的運動和變化,并指出這種運動具有一定方向性,這些都是難能可貴的。相比之下,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就缺乏如此寬闊的視野。他們的注意力只集中于某個特定時期、某個重大事件以及與此相關的幾個城邦,沒有想到更沒有試圖去探索和了解整個人類歷史的命運。但是希羅多德的《歷史》第一次把人類社會本文由收集整理從“天人合一”的狀態(tài)中分離出來,強調人的行對社會興衰的重要影響,提出了“人類自身決定人類命運”的思想。修昔底德更以“人性不變”為基點,指出一切事件都是人性的反映,人性不變所以歷史事件必然重復發(fā)生。他的這一看法可以看做是“歷史循環(huán)論”的萌芽。
進人中世紀以后,在西方神學統(tǒng)治一切。作為一種普世宗教,基督徒認為整個世界都屬于上帝,因此基督教神學的歷史觀不再以一個時期、一個王朝或一城一地為基礎,而是涵概全世界、全人類的全部歷史過程;浇虤v史觀被奧古斯丁進一步發(fā)展和闡明。做為虔誠的基督徒, 奧古斯丁為維護他所信仰的神圣宗教,竭力駁斥當時盛行的歷史循環(huán)論。盡管奧古斯丁代表著古代人類歷史觀的最高成就一一他超越了城邦或帝國的局限,將整個世界視為一體并從哲學的高度思考人類整體的歷史命運,看到了社會的變化發(fā)展并首次提出了“歷史進步”觀點一一但他對于“進步”本身的概念卻是荒謬的。在他看來,“進步”沒有任何實質內容,只是時間在流逝而已。他的觀點其實是“歷史與時間同步發(fā)展觀”。
文藝復興運動到來時,神學世界觀受到猛烈沖擊,奧古斯丁的觀點也受到了公開的挑戰(zhàn)。第一個向奧古斯丁提出異議的是意大利人文主義者彼脫拉克。他提出,歷史是一個盛衰不斷交替的過程。馬基雅維里將這種歷史循環(huán)觀點進一步理論化。他在《羅馬史論》中指出人欲無窮而人的能力和客觀條件有限,這個矛盾決定人的生活乃至國家永遠不會平靜,命運時起時落。其后,維科在所著《論民族共性的新科學原理》中又將馬基雅維里的思想加以歸納和抽象,他認為,每個民族都要依次經歷神權統(tǒng)治、貴族統(tǒng)治、君主立憲或民主共和三個時代,然后重新回到神權統(tǒng)治,開始又一輪回。這些文藝復興時代的人物擺脫了中世紀先驗論的思想桎梏,把自己的學說建立在現實生活的基礎上,這無疑是值得稱道的進步。但他們僅以個人的有限經驗作為依據,因此其論述難免狹隘和偏頗,陷入歷史循環(huán)論。
進入18世紀以后,人類歷史揭開了新的篇章。“科學革命”、啟蒙運動影響下,人們開始把科學的研究方法運用于人類社會。法國大思想家伏爾泰看到科學的進步是在宗教神學意識被批判之后才取得的,于是給人類進步賦予一個具體的內涵,即理性的覺醒,得出人類歷史就是理性與迷信斗爭的史。他斷言,理性之光正在照亮宗教籠罩的黑暗世界,人類社會的發(fā)展曾經是、也將繼續(xù)是不間斷地向前進步。進步不再是空洞的時間流逝,而是人類精神和物質需求不斷得到滿足,而且進步將永無休止地持續(xù)下去。但伏爾泰沒有能夠發(fā)現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原因。他認為社會的前進全靠偉人和智者的導引。法國吉倫特派的領袖之一孔多塞承認歷史規(guī)律的存在,而這些規(guī)律中最根本的就是進步的規(guī)律。比伏爾泰更高明的是,孔多塞認為進步的動因并非僅僅是偉人智者的導引,而是科學的發(fā)展。同時,進步的內涵也不僅僅是理性的覺醒,而是“朝向知識和智慧的進步,朝向普選權、全民教育、思想言論自由、法律平等以及財富再分配這些普遍目標的進步”。顯然,孔多塞的進步觀不僅在理論上比伏爾泰更徹底、更有基礎,而且在現實政治中也具有相當積極的意義。
啟蒙時期的思想家們深受笛卡爾唯理主義哲學的影響,以為靠抽象的演繹就可以得出正確的認識。蘇格蘭歷史學家司各特就對這種觀點提出批評。司各特不是以抽象的理論,而是以社會現實為出發(fā)點。他不否認歷史的進步性,但他關于進步原因的解釋與眾不同。他認為,社會不同集團間的對立才是引起社會變化的動力。毫無疑問,司各特關于社會發(fā)展動力的思考有很大價值,他對英雄史觀的否定也是卓有見地的。但是他沒有也不可能深入挖掘出人們思想觀念不同的深層原因。
18世紀末期,德國史學家赫爾德在《關于人類歷史哲學的思想》一書中指出,人類歷史的發(fā)展并非遵循一條抽象理性的道路。每一個歷史現象都是暫時和個別的,它們在歷史上都有獨特的價值,而不單單是一個個簡單的環(huán)節(jié)而已。蘭克學派大師蘭克指出,所謂“進步論”純屬虛構,不符合歷史的真實。蘭克認為,人和國家的行動都以觀念為基礎,在人們可認識的觀念背后還有一個永恒的觀念,這就是上帝的意志。歷史的演變也不是從低級走向高級的過程,時代的變化談不上是“進步”或“倒退”,僅僅是變化而已。但是,歷史主義思潮只是使人們認識到歷史的豐富性和歷史發(fā)展的曲折性,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人們對進步史觀的信奉。
19世紀,工業(yè)革命給資本主義帶來突飛猛進的增長,但同時,資本主義內部的弊病也暴露得更加充分。尼采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潛在的危機。在人們對未來仍抱著傳統(tǒng)的樂觀態(tài)度的時候,尼采提出一個發(fā)人深省的問題,即“什么是進步”。他認為人類的黃金時代是古希臘,從蘇格拉底以后,人們越來越崇尚理性,以為按照理性建設社會就是進步,殊不知科學理論、社會事業(yè)、高效率政府等等已經摧殘了人的本性,這不是文明的頂峰,而是文明的低谷。受叔本華的影響,尼采認為人類文明的頂峰應當是一種類似于佛教的“四大皆空”的境界,因為在現實中人們永遠要為自己的欲望得不到滿足而苦惱,只有超脫于現實,無欲無求,才能有真正的幸福。因此在他看來,歷史的發(fā)展是無序的,所以也無所謂進步。英國史學家威爾斯在其《世界史綱》一書中告誡人們,不要盲目相信“歷史進步論”。他說,當人們樂觀地認為社會在不斷進步的同時,現實卻是世風日下。在《時代機器》一書中他說,只有在人們?yōu)闇仫柖济Φ牡胤?才有人類的伊旬園,社會才會不斷進步。一旦豐衣足食,人們反而會走向墮落。他認為要想促使社會進步,必須不斷對人類提出新的挑戰(zhàn),歷史證明了這一點。20世紀,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一書受到西方讀者廣泛的重視。斯賓格勒的思想直接來源于尼采哲學,他同尼采一樣否定理性的力量,認為在歷史中起決定作用的乃是那些非理性的因素,他否認歷史科學的存在,也否認歷史的進步性。
本世紀西方歷史學家湯因比在方法論和歷史模式上與斯賓格勒頗為相似。他認為每個文明都要經歷起源、生長、衰退、解體和滅亡五個階段,并試圖揭示這一過程背后的原因和機制。形式上,湯因比同斯賓格勒一樣在鼓吹循環(huán)論,但實際上,他并不認為歷史是在一個封閉的圓圈內循環(huán)。湯因比的歷史觀代表著西方史學中兩種傳統(tǒng)觀點的融合,而且他認為這兩種觀點并不是根本上不可調和的。湯因比的這一看法包含著辯證法因素?上У氖,他的辯證法發(fā)展觀并不徹底,盡管他一再表明自己的客觀性和公正性,但骨子里他仍然推崇西方的文化傳統(tǒng)和現存制度,他的思想學說畢竟還是充滿西方人的優(yōu)越感的,在政治上是為西方資產階級服務的。
本世紀,分析的或稱批判的歷史哲學的代表克羅齊和柯林武德從一個新的角度論證了歷史的進步牲。他們繼承了19世紀末期以來的反實證主義傾向,不遺余力地說明歷史科學與自然科學的不同:盡管二者的研究對象都是事實,但自然事實僅僅是現象,歷史事實背后卻有思想。只有首先了解了這些思想才能真正了解歷史事實本身?肆_齊和柯林武德肯定,歷史的變化從總體上說是后來居上的,是“從善向更善的過渡”。對進步觀論述得最為充分的是卡爾的《歷史是什么》,他斬釘截鐵地宣布歷史就其本質而言就是進步。他肯定人民大眾創(chuàng)造歷史的作用,他的進步觀的徹底性和在哲學上的正確性是勿庸置疑的。但是,他認為,使用“規(guī)律”的概念不利于使歷史學成為真正的科學,因為歷史中不存在“規(guī)律”,只有各種“假設”。這樣一來,他就否定了客觀真理的存在,使他的歷史哲學也同其他資產階級學者一樣帶上了唯心主義的尾巴。
人類發(fā)展史是不斷追求、實踐和思索的歷史。歷史的歸宿乃是人類思考的永恒課題之一。歷代思想家、史學家在評說過去、詮釋現在、預示未來的同時,從未停止對這一永恒課題的探究。盡管他們的觀點難免偏頗甚至荒謬,但是他們努力的成果、智慧的結晶畢竟豐富了人類思想史的寶庫。
本文編號: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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