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布時間：2020-05-21 18:43

【摘要】：陰陽和五行，是“中國人的思想律”，是“中國文化的骨架”，它們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影響至大至深，是中國文化有機的重要的組成部分，具有極其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十分重要的研究價值。有鑒于此，故筆者以本論題作為博士論文的選題。 本書在前人研究工作的基礎上，廣泛結合傳世資料和出土資料(“二重證據(jù)法”)，全面梳理陰陽和五行的歷史發(fā)展進程，并綜合考察了先秦諸子與陰陽五行的關系；從另一個角度說，這也是對先秦思想和學術的一次整理和總結。 本論文共計六章，，其內容次第如下： 第一章《導論》，主要是一篇帶有“引論”性質的文字。大致界定了本書研究的范圍與時限，陳述了“研究的意義與價值”，列舉了在陰陽五行研究中可資利用的“資料與方法”，并做了相關“學術史”的回顧與總結。在本章中，筆者明確提出：古中國的陰陽五行，實際上業(yè)已成為一大“公共思想資源”。 第二章《陰陽的起源》和第三章《五行的起源》，主要是利用考古資料和傳世資料詳細總結和考察陰陽、五行的起源問題，內容包括“陰陽”和“五行”語群的含義以及它們起源的地域、時代和起點等問題。 筆者認為，陰陽說和五行說并非外來之物，它們的起源地就在中國。陰陽觀念產生于對自然的觀察，“陰陽”一開始就是一組對立概念，“二分對比”的思想是陰陽觀念的本義。商和西周時期，“陰陽”字眼雖然已經(jīng)出現(xiàn)，但尚不具備形而上的抽象的意義。 考察表明，直至商朝中后期，商人仍然沒有明確的“五行”概念，但甲骨卜辭中已經(jīng)蘊涵著后世“五行”觀念的種子了�！拔逍小备拍钫�式提出的時間，應當就在殷商末季。 第四章《前諸子時代的陰陽五行》，主要是參照《國語》、《左傳》、《戰(zhàn)國策》、《史記》、《越絕書》、《吳越春秋》等歷史典籍，分別考察陰陽和五行在春秋末期以前(時間范圍有時越出春秋)各自的發(fā)展情況，從而為考察諸子與陰陽五行的關系做一鋪墊。 從西周晚期開始，陰陽思想有了進一步的發(fā)展——由陰陽觀念而上升為陰陽概念，直至春秋末年形成陰陽范疇。春秋時期，“陰陽”已經(jīng)分別和物質性的概念“氣”結合在一起了，當時人已經(jīng)認識到陰陽之間存在著“相克”關系，但又認為對立的陰陽可以趨于和諧，陰陽轉化思想也正式提了出來。在老子和孔子手里，“陰陽”被提煉為一對高度抽象的形而上的哲學范疇。 從春秋到戰(zhàn)國的五百余年，是五行思想大發(fā)展的黃金時期。在學理上，古人對五行之間關系的認識日漸加深，五行“相雜”、“相生”、“相勝”、“無常勝”思想相繼提出。在五行圖式上，被配入圖式的事物由簡單而復雜，由自然而社會，直至成為無所不包的宇宙圖式。 第五、六章《諸子時代的陰陽五行》，是本書的兩大主體部分。因為篇幅過大，故而將其割裂為兩章，分別以“上”、“下”字眼標示。 上篇著重考察的對象，是儒、道、墨三家；之所以將它們歸入“上篇”，是因為它們均有理論的制度的系統(tǒng)的關懷，可以歸為一類。約略而言，戰(zhàn)國道家對陰陽思想貢獻甚多，而儒家和墨家則大大地發(fā)展了五行思想。 下篇著重考察的對象，是陰陽、名、法、縱橫、農五家(以陰陽家開首)；之所以將它們歸入“下篇”，是因為它們側重于實用的技藝的具體的關懷(陰陽家是個例外，它兼有上述兩類關懷，故以其開下篇之頭)。除陰陽家外，其余四家多援引陰陽五行思想以為說理之助而已，對陰陽五行思想沒有多少貢獻。 在“結語”部分，筆者對全書的主要內容做了概要式的總結和歸納，并在某些部分有所延續(xù)和擴展——如總論陰陽五行的三大走向，同時附論“中國思維模式”問題。
【學位授予單位】：華東師范大學
【學位級別】：博士
【學位授予年份】：2004
【分類號】：B21

【引證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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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柯昊;;簡論西周時期“陰陽”、“五行”在國家政治領域的運用[J];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01期

2 邢玉瑞;;中醫(yī)理論發(fā)生學研究述評(五)[J];陜西中醫(yī)學院學報;2013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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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林蘇閩;西漢儒學的自然主義轉型董仲舒哲學研究[D];復旦大學;2011年

4 李艷華;秦漢之際縱橫策士考論[D];西北師范大學;2007年

5 潘秋平;《淮南子》醫(yī)學思想研究[D];北京中醫(yī)藥大學;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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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號：26747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