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布時間：2015-01-09 16:07

 

【摘要】 本文以陳寅恪的文學研究方法為研究對象,通過梳理陳寅恪具體的文學研究實踐和相關文學理論的論述,概括出其特殊的文學研究方法,并在中國傳統(tǒng)學術文化和西方思想理論中追尋陳寅恪文學研究方法的淵源,考察陳寅恪整合中西以轉變成自己獨特研究模式的歷程,為現(xiàn)今的文學研究在方法論層面提供借鑒。本文力求實現(xiàn)三大目標：方法層面,通過個案總結出普遍規(guī)律,對陳寅恪在長期文學研究實踐中探索出的一套獨特研究方法加以提煉；實踐層面,梳理陳寅恪在留學過程中通過對中西文化學術的比較,所表現(xiàn)出的對這兩種文化的不同理解和把握方式,探究其對知識消化運用進而產(chǎn)生新思想方法的方式;理論層面,厘清陳寅恪融會中西的的文學研究方法與其整個學術思想體系的關系,展示出其對21世紀中國文學研究指導思想和學術方法的示范性和啟發(fā)性。全文由六個部分組成,各部分的思路如下：“緒論”部分通過梳理和分析陳寅恪文學思想與研究方法的研究現(xiàn)狀以及目前研究的成績與不足,確定以陳寅恪文學研究方法為研究對象,以其文學研究方法的中西學術淵源及其結合西學將傳統(tǒng)方法轉型使其現(xiàn)代化的方式為研究重點。第一章旨在總體把握陳寅恪學術思想與治學方法的理論淵源。義寧陳氏家學、啟蒙時期的國學教育以及多年留學的西學浸染對陳寅恪學術觀念與方法有著重要影響。陳寅恪所堅守的中國文化本位的學術立場,在學術研究中表現(xiàn)出來的文化托命意識與文化研究意識,決定了他歷史與文學的研究特色。探求中國文化出路的問題意識又使陳寅恪一生的治學分為三個階段,并對應了三種不同文學研究方法的應用�；貒�初期,陳寅恪治學的重點在西域史地學,采用“原典比照”方法研究佛經(jīng)翻譯文學和古典文學；中期,他轉向了中古民族文化史研究,運用“詩史互證”方法箋釋唐代詩文；在學術生涯晚期,陳寅恪進行“心史”研究,主要以“了解之同情”法研究明清文學。第二章探討陳寅恪“原典比照”文學研究方法的學術淵源、理論觀念、研究實踐和突出特點。在中外文化交流的時代背景下,陳寅恪的“原典比照”方法吸納了宋代史學、佛學等傳統(tǒng)學術精華,并借鑒了西洋東方學、比較文學法國學派等西方學說。他以歷史演變及系統(tǒng)異同的比較觀念,立足文化本原的語言基礎研究,在佛教對中國文學的影響及流變、唐代文人之間和文體之間的比較等方面都有卓越的研究實績。第三章論述陳寅恪“詩史互證”文學研究方法的學術背景、運用依據(jù)和研究情況。陳寅恪繼承了在古代詩史不分情況下形成的傳統(tǒng)“詩史互證”方法,并因其對以蘭克學派為代表的德國歷史主義理論方法的吸納與轉化而使該方法得以現(xiàn)代化。在不同文化的比照下,中國古典詩歌迥異于西方的特性是陳寅恪“詩史互證”方法運用的依據(jù)。在早期的“詩史互證”研究實踐中,陳寅恪側重于文學的文化整體研究,揭示了文學真實與歷史真實的關系。第四章闡明了陳寅恪“了解之同情”文學研究方法的準確內涵,對其中的傳統(tǒng)與西方因子尋根溯源,探討了該方法的特征與實際運用情況。陳寅恪的“了解之同情”法吸收了西方浪漫主義史學思想方法,并接續(xù)了中國心靈化文學批評、“以意逆志”等詩學傳統(tǒng)。陳寅恪晚年“心史”研究與“新史學”思潮下的心理歷史學研究的發(fā)展同步,是其“詩史互證”方法的進一步深化。該方法更追求“時、地、人”三要素的密扣,以“古典”“今典”的辨析為基礎,并以細微的心理分析達到與古人“同情”。“結語”部分總結了“原典比照”、“詩史互證”與“了解之同情”這三種文學研究方法對當今文學研究批評活動中出現(xiàn)的弊病的糾正以及其中包含的學術思想給當代古典文學和文學史研究提供的啟發(fā),認為對陳寅恪在文學研究領域成果的梳理、研究與借鑒是21世紀詩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 

緒論

一、研究現(xiàn)狀
陳寅恪(1890—1969)在20世紀中國文化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熟悉中國傳統(tǒng)文化,掌握十幾種語言(通曉英、法、德、日、俄、希臘、拉丁語以及我國少數(shù)民族滿、蒙、藏、維吾爾等文字,并擅長古代語言如突厥文、西夏文、梵文和上述少數(shù)民族的古語言),涉獵廣泛的學術領域(歷史學、文學、宗教學、語言文字學、人類學等),尤以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唐代和清代文學以及佛教典籍的研究著稱于世,在國內外學術界享有很髙的聲譽。陳寅恪雖然不是專門的文學研究者,但他利用文學與歷史的密切關系,以史的視角審視文學作品,提出了很多獨樹一枳的見解,為我國古典文學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陳寅恪具有深厚的國學根基,又在日歐美留學多年,盡管他的著述完全是中國傳統(tǒng)式的,西學痕跡甚少,但他的治學思路與方式無疑是國學與西學的融合。因此,梳理陳寅恪文學研究的成就,概括他所采用的文學研究方法的特點,探討其將西方學術思想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有機融合的方式,對中國文學史研究、古典文學研究以及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建構既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又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學術界從20世紀30年代已有學者開始對陳寅恪學術成果及其治學思想方法進行研究和評價,但僅限于對某些具體歷史觀點的評述,缺乏系統(tǒng)研究;新中國建立后,陳寅恪研究主要集中在歷史和文學領域,但缺少打通和比較研究;20世紀80年代以后,大陸學術界才真正重視陳寅恪的文化思想與學術成就,研究不斷推進與深入,并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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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思路
陳寅恪本人非常重視研究方法論的問題,曾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于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①他懷著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尋求現(xiàn)代出路的問題意識,一生中兩次主動轉變學術旨趣和研究重點,每次都結合自身學養(yǎng)和對象特征積極嘗試新的研究方法,所謂“捐棄故技”②而用“新方法”與“新材料”也。在日常授課時,他也十分重視治學觀念與方法,屢次強調。據(jù)弟子李堅回憶,陳寅恪在新開課程首次上課時會專講自己的歷史觀和治學方法。④而且,陳寅恪在晚年也對后人整理總結自己的研究方法寄以厚望。1968年,陳寅恪生命的最后一年,在助手黃萱來看望自己和夫人唐賞時,他表示黃萱最熟識自己的研究方法,希望她在其死后能寫一篇關于自己如何做科學研究的文章,可惜因種種原因遭到了黃萱的拒絕。⑤實際上,在近代學術史上,陳寅恪的文史論著于科學方法論方面的思考與實踐非常值得我們重視。目前,研究工作者在其史學方法方面已做了一些整理總結工作,但還未充分認識到陳寅恪對古典文學研究在方法論層面上的重要意義。陳寅恪是傳統(tǒng)的文史不分家的學者,在說治史之余還創(chuàng)作詩歌。他雖主治史學,但他利用文學與歷史的密切關系,以史的視角審視文學作品,提出了很多獨樹一枳的見解,為我國古典文學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他沒有系統(tǒng)論述文學研究理論與方法的專門文章,有關思想散見于其對歷史的考證與闡釋中,雖寥寥數(shù)語但極為睿智與深入,己包含了其文學史的基本觀念和方法論的自覺意識,這更需要當前研究工作者的整理與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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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陳寅恪學術淵源與治學歷程

第一節(jié)讀書生涯與所受影響
一、開蒙時期之舊學教育
陳寅恪自小所承受的義寧家學和傳統(tǒng)國學教育為其打下深厚的舊學根基,宋代史學、清代考據(jù)學、傳統(tǒng)詩學和梵佛之學等的精義已成為他的學術根本。他稍長又至東洋日本和西洋德法美諸國游學十幾年,直接接受西學新潮的洗禮,西方史學、東方學和語言文字學等科學理念也對其學術觀念與方法有著重要影響。在準確把握中西文化內涵的基礎上,陳寅恪堅守中國文化本位的學術立場,在學術研究中表現(xiàn)出來的文化托命意識與文化研究意識決定了他歷史與文學的研究特色。探求中國文化出路的問題意識又使陳寅恪一生的治學經(jīng)歷分為三個不同階段,分別選用了 “原典比照”、“詩史互證”、“了解之同情”三種不同的文學研究方法。陳寅恪為江洲義寧(今江西修水)人,而義寧陳氏是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占有舉足輕重地位的文化家族,陳寅恪從幼年起就深受祖輩父輩的影響。祖父陳寶蔵(1831—1900)以舉人出身位至封疆大吏,被曾國藩稱為“海內奇士”,戊戌維新前后任湖南巡撫,以變法而開湖南新治,在當時影響重大。父親陳三立(1853—1937,號伯嚴,雅號散原)是“海內四公子”之一,為近世``同光體”詩派的代表人物,曾協(xié)助其父在湘推行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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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jié)學術思想與治學歷程
陳寅恪很少稱引附會西學,其學術思想與方法又并不“國粹”,他追求的是中外學術文化融通合一的高妙境界。其盡量吸收外來學說與不忘本來民族地位的文化主張相反而相成,而以文化為本位的學術思想影響了他的文史研究,并決定了他的治學方法。文化觀是陳寅恪治學的重要思想基礎之一,這基于他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對文化發(fā)展歷程的把握、對中外文化的比照以及對民族文化的自信與堅守。這一學術觀念成為陳寅恪治學潛在的又是重要的指導思想,也使其成為融匯東西并貫通古今的學術大師。中國文化本位主義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中對中國文化有一個經(jīng)典性的解釋:“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于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Eidos者。”在文化的不同領域中,經(jīng)過綜合、概括、提煉,可得出一種普遍地存在于這許多領域中的共同東西,即深義的文化,它是一個民族文化的深層結構或內涵。陳寅恪認為“三綱六紀”代表著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似柏拉圖的理念,是“抽象理想之通性”。但他心中的“綱紀”己非儒家舊說,正如其在《論再生緣》中彰揚具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理想”的陳端生“心中于吾. 國當日奉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綱,皆欲籍此等描寫以摧破之也”,他所留戀和向往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并不是己過時的具體制度,“非具體之一人一事”,而是排除時代社會所賦予的特定條件之后的精神實質或思想實質,是抽象的文化理想。陳寅恪在論中國思想史時曾指出:“自晉至今,言中國之思想,可以儒釋道三教代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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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學研究方法互證.........69
第一節(jié)"詩史互證”的學術背景.........69
一、對"詩史互證”傳統(tǒng)的承傳.........69
二、對德國“歷史主義”的吸納與超越.........78
第二節(jié)“詩史互證"的具體實踐.........83
第四章文學研究方法了解之同情.........90
第一節(jié)"了解之同情”法釋名與溯源.........90
第二節(jié)“了解之同情”法之選用與實踐.........106

第四章文學研究方法一一了解之同情

第一節(jié)“了解之同情”法釋名與溯源
一、“了解之同情”法釋名
陳寅恪雖早在1931年就提出“了解之同情”說,但其在心理學層面上的豐富內涵更能代表他晚期“心史”研究的方法特征。所謂“了解之同情”,在陳寅恪的文學研究中指為建立在考證辨析“古典” “今典”基礎之上的審美想象和情感投射,以追求“時地人”三要素的密扣和進行人物心理的細微分析來強調歷史真實的深究與藝術美感的獲得之密切關系。此法仍以深厚的民族文史傳統(tǒng)和廣闊的世界文化視野為根基,既吸取了西方浪漫主義史學思想方法,又接續(xù)了中國“心靈化”文學批評和以“知人論世”為前的"以意逆志”的詩學傳統(tǒng)。陳寅恪晚年``心史”研究與“新史學”思潮下的心理歷史學發(fā)展同步,“ 了解之同情”法的選用與此相關,還可看做是其“詩史互證”方法的進一步深化。陳寅恪在1931年發(fā)表的《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査報告》中對“了解之同情”法有著最為透徹的解釋:“凡著中國古代哲學史者,其對于古人之學說,應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筆.蓋古人著書立說,皆有所為而發(fā)。故其所處之環(huán)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則其學說不易評論,而古代哲學家去今數(shù)千年,其時代之真相,極難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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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陳寅恪無疑是中國現(xiàn)代文化思想史上的一個代表人物,他在將傳統(tǒng)治學格局與西方近代文明相結合以開拓新的學術途徑和建立新的思維模式方面,做出了卓越的探索。如今大師雖逝,但他為我們留下的文化遺產(chǎn)是非常豐富的。吁求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復興,希望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溝通今古、聯(lián)結中外以構筑未來中華民族新的文化框架,是上世紀九十年代“陳寅恪熱”現(xiàn)象出現(xiàn)的深層原因。在以往對陳寅恪學術遺產(chǎn)整理與研究過程中,人們只注意到他在史學上作出的貢獻,他的文學研究思想及方法在當時沒有對古典文學界產(chǎn)生很大影響,在現(xiàn)在也仍然沒有受到重視�？梢哉f,我們對陳寅恪在文學研究領域成果的梳、研究與借鑒還僅僅處在起步階段。正是陳寅恪將中國文史傳統(tǒng)中的合理因素與西方先進文化理論方法巧妙結合在一起,才使他的文學研究方法具有了現(xiàn)代學術意味。“原典比照”、“詩史互證"與“了解之同情”是對其文學研究方法具體而準確的概括。這些方法的運用有著陳寅恪當時開展學術研究時的思慮,也對克服當今文學研究批評活動中出現(xiàn)的弊病有所禪益。陳寅恪在文學研究中釆用“原典比照”方法,是為了達到會通與融合的目的,即在不同人類文明的跨越中探究文學的文化生成語境,在多元文化的比照下解析文學,突顯特質以求取民族文學發(fā)展的規(guī)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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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號：11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