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布時間：2014-07-27 05:43

　　面對著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的雙重挑戰(zhàn)，210世紀的新儒家及站在儒家陣營的學者不得不作出回應。早在210世紀初，便有1批文化保守主義者奮起捍衛(wèi)儒家的現(xiàn)代價值，反對全盤西化的觀點，并由此摧生了新儒家這1210世紀極其重要的思想派別，使得儒家思想貞下起元，1陽復起。不過，從210世紀的總體上說，新儒家及站在儒家陣營的學者雖然反對全盤西化，但并不反對在1定程度上的西化，因此他們對于自由主義的1些基本價值，則頗為認同。正如李明輝先生所指出的那樣，新儒家與自由主義者的爭論的焦點不在“中國是否該采行民主政治”，因為“雙方基本上都同意中國應采行由英美首先建立，而后逐漸在西方推展開來的議會民主制度。”雖然李先生說的是第2代新儒家與第2代自由主義者的論戰(zhàn)，但把對西方民主自由的認同當作儒家的共識，基本上是不錯的，至少主流是如此。早在第1代新儒家那里，筆耕論文，賀麟先生即有“儒家的民主主義”之說。1958年元旦，海外新儒家做了1件舉世矚目的事情，唐君毅、張君勱、牟宗3、徐復觀聯(lián)名發(fā)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就明確地提出中國需要“民主建國”。然而，在第2代新儒家看來，1個方面從儒家思想來說，能夠在具有儒家傳統(tǒng)的中國開出民主政治，如牟宗3先生的“良知坎陷”說、徐復觀先生的“轉仁成智”說等等，均主張由內(nèi)圣開出新外王（民主政治）；從另1方面來說，他們都認為西方自由主義則需要有儒家的理想主義為其道德上的根據(jù)。這是港臺新儒家的主流觀點。牟宗3先生的弟子李明輝在《儒學與現(xiàn)代價值》（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儒家視野下的政治思想》（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等多部著作中反復論證了這1觀點，他1方面肯定自由主義的價值，“依筆者之見，自由主義對于人類的基本的權利與基本價值之肯定是不容置疑的。”另1方面，對于自由主義者認為儒家思想無法開出民主自由的觀點則予以了極力的反駁。
    第3代新儒家劉述先并不認同牟宗3的內(nèi)圣開出外王說，認為“內(nèi)圣既不是外王的必要條件，也不是它的充分條件”。但他同樣是自由主義價值的擁護者。在他看來，民主不是多能藥，有其限制所在，然而，“中國要解開傳統(tǒng)的死結，適應現(xiàn)代的新形勢，就必須由民本轉變?yōu)槊裰?rdquo;。也就是說，在劉述先看來，不同現(xiàn)代人權自由法治憲政相結合，不深入政治法律領域去努力發(fā)掘和開拓，現(xiàn)代新儒學終將難以成大氣候。臺灣新儒家“鵝湖”系的林安梧，也猛烈地批評了牟宗3的“良知自我坎陷”理論，他在《解開“道的錯置”——兼及于“良知的自我坎陷”的1些思考》（《孔子研究》1999年第1期）1文中，指出，“良知”隱含了“專制性”與“咒術性”。這種論點就幾乎等同于自由主義者的論調(diào)了。
第3代新儒家的另1位重要代表杜維明先生近年也致力于使
    儒家價值與自由主義相融合。幾10年來，為了在全球范圍內(nèi)弘傳儒學的價值，他扮演了1個“儒家傳道者的角色”。杜維明1方面通過對“54”的反思，要求學者擺脫“啟蒙心態(tài)”，重新認識儒家的價值，另1方面又認為英美的民主具有普遍的價值，主張中國的現(xiàn)代化必須消化西方文明的主導價值，如科學精神、自由人權、政治民主等。在他看來，儒家之“為己之學”所體現(xiàn)的個體自我造就自身人格，并進1步推己及人的人文主義情懷，本身就能有啟蒙的精神，若接受西方自由民主的洗禮，就能完成全面而深刻的價值轉換有放諸4海而皆準的普世價值。故杜先生主張“站在啟蒙的立場來超越啟蒙心態(tài)”。進而杜維明認為，儒學和現(xiàn)代社會可以相容共進，他在觀察、總結東亞儒家文化圈的現(xiàn)代化成果和經(jīng)驗的基礎上，提出了著名的“儒家資本主義”說，對漢語學術界影響極大，其后劉軍寧的“儒教自由主義”、任劍濤的“儒家自由主義”等說法，均可以看出其受杜維明的影響。近年來，杜維明尤其關重儒家思想與自由主義的關系，多次就這1話題與許多學者舉行對談。在這些對話中，深入地討論了儒家思想與自由主義互動的可能性，同時也探討了如何讓自由主義在中國生長，如何在詮釋自由主義理念中發(fā)掘自由主義傳統(tǒng)資源等問題。
    20世紀910年代以后，中國大陸儒學研究與傳承進入了1個新的歷史時期。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在這之前，‘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進行‘批判性研究’儒學的學者、著作居多，此時則開始出現(xiàn)‘同情性研究’乃至‘傳承性研究’儒學的學者、著作”，這1時期，既涌現(xiàn)出了1大批認同儒學價值或同情儒學價值的研究者，也出現(xiàn)了1批以傳承儒家道統(tǒng)自任的“大陸新儒家”。除了蔣慶、康曉光等幾個特立獨行者之外，這些學者也同樣對自由主義持擁抱與歡迎的態(tài)度。
1995年，鄧小軍出版了《儒家思想與民主思想的邏輯結合》（4川人民出版社）1書。在鄧小軍看來，以儒家的天賦人性本善、人性平等為邏輯前提，可以正當?shù)亟由厦裰魉枷氲奶熨x人權人人平等、政治權利人人平等，然后以此為邏輯前提，正當?shù)亟由先寮宜枷氲奶煜聻楣�，并落實為立法權屬于全體人民，立法受人性與人權的限制。因此，對鄧小軍來說，西方民主思想與儒家思想在核心邏輯上具有1致性，此1致性正是2者邏輯結合的基礎。作者指出，儒家思想所以未能開出完備的成熟的民主思想，是因為從人性思想到政治思想中，缺少了天賦人權這1關鍵環(huán)節(jié)，缺少了權利觀念。因此，必須借助于西方的權利和法律觀念，才能使天賦人性開出天賦人權，從天下為公開出民主制度。鄧小軍的工作在學術界引起了相當大的影響，儒家學者與自由主義者都有大量的評論，香港的《中國社會科學季刊》在1996年冬季卷還特意為該書組織了1組書評。盡管毀譽不同，但總的來說對鄧小軍的努力還是予以了肯定，該書也被認為是大陸學者第1部系統(tǒng)論證儒家思想與自由主義相結合的力作。
    李澤厚在1999年出版的《己卯5說》中認為，牟宗3主張傳統(tǒng)道德開出現(xiàn)代的民主政治和社會生活，以實現(xiàn)儒家“內(nèi)圣外王”之道，是行不通的道路。進而他認為，儒家“第4期”的開展，應將儒家思想與自由主義、馬列主義、存在主義及后現(xiàn)代思想溶于1體。
    《原道》主編、當代“大陸新儒家”的代表陳明認為儒家思想并不是站在自由主義的對立面，它同樣可以支持自由主義在政治、經(jīng)濟等方面主張的落實，從而他認為，“在今天，對中國未來的發(fā)展來說，自由主義與文化保守主義合則兩興，離則兩敗。”因此他毫不諱稱自己對自由主義的支持，主張要“真真正正從內(nèi)心的需要體驗去擁抱這種價值，從現(xiàn)實的情境中尋求方案來落實這種價值。”
另外1名“大陸新儒家”的代表盛洪則認為中國的制度結構應該是“西方的有形制度與儒學傳統(tǒng)的無形制度構成的制度結構”的結合，“由于這種結合，外來的有形制度更容易在本土‘生根’；由于有了‘根’，這1有形制度更能有效地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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