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新國際主義與中國軟實力外交，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新國際主義與中國軟實力外交 摘 要 需要我們研究有中國特色的軟實力概念。軟實力與硬實力相對，不僅指制度力量與文化力量，還包括國際認同、話語實踐以及外交藝術。它在國際關系方面實質上體現(xiàn)了國家在國際社會化、制度化與國際合作中的地位，在外交方面往往與國際主義路線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國際主義曾經(jīng)為20世紀中國的大國成長做出過巨大的貢獻，在今后的和平與發(fā)展進程中仍然是軟實力外交的重要內容。
?關鍵詞 外交戰(zhàn)略 新國際主義 軟實力 大國成長
??中圖分類號:D8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4812（2007）02004352
一、軟實力的特性及其與國際主義的聯(lián)系
軟實力與國際社會化有一定的聯(lián)系。把國家力量劃分為硬實力與軟實力，從某種程度上是物質主義與理念主義在工具理性層面上的體現(xiàn)，這種體現(xiàn)是隨著國際社會的發(fā)展而日益顯性化的。在社會交往并不發(fā)達的時代，兩種理念在國家力量體現(xiàn)方面是不平衡的，軟實力往往從屬于硬實力。甚至可以說，在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國際政治斗爭中基本上是硬實力決定斗爭結果。西方學術界有時把這種時代稱之為霍布斯時代。到了歐洲國際社會日趨形成并不斷發(fā)展之后，國家之間的沖突與合作有了一定的規(guī)范與制度，也就有了現(xiàn)代意義上的國際公共事務領域。這樣，一種叫做主權原則的國際政治文化出現(xiàn)了。當不同的國家仍追求國家利益的同時，外交行為中出現(xiàn)了一定程度的國際主義，即以彰顯國際共同利益的為口號或目標的國際行為，西方學界又把這個時代稱為洛克時代。我們當前仍處于洛克時代或洛克時代向更高層面時代轉換的時代。在洛克時代，那些能夠依靠自身非物質力量的優(yōu)勢獲得其他國家認同與尊重的國家被認為是軟實力比較強大的國家。
1.軟實力與國際社會化的發(fā)展
軟實力研究的興起，某種程度上是國際政治社會化大發(fā)展的產(chǎn)物。冷戰(zhàn)結束以后的國際政治研究之所以形成軟實力研究的熱潮，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因為全球化與經(jīng)濟相互依賴的拓展要求各主權民族國家既要國家物質利益出發(fā)推進本國的成長，又要借助國際社會的力量來共同對付一些國際公共領域的共同危機，體現(xiàn)出一些國際責任與合作精神，而后者所展示的主要不是物質力量，而是精神力量、文化力量與制度力量。
二是國際政治社會化的又一輪發(fā)展進一步增強了國家對于國際社會的依賴性以及國際社會對于國家行為的規(guī)范約束，也就增強了國家形象、國際認同以及制度創(chuàng)新等新指標在國家綜合國力中的地位。
三是核武器的擴散困境、世界經(jīng)濟的不平衡發(fā)展、環(huán)境污染與可持久發(fā)展的沖突以及石油等自然資源的開發(fā)瓶頸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物質性增長（主要指經(jīng)濟增長）規(guī)模與空間是有限度的，而軟實力自然就成為國際競爭的突出領域。
四是國際恐怖主義、極端民族主義等國際社會中的不和諧因素進一步刺激各國政治家與國際政治學者反思以往的外交理論與模式的缺陷，特別是對一些所謂的“領袖國家”的對外交往模式進行檢討，單邊主義、軍國主義、強權政治、新殖民主義、霸權主義的做法不得人心，有損于大國實力，而增強軟實力自然映入戰(zhàn)略視野。
五是美國一些政治學者從美國的霸權利益出發(fā)，希望找到維護美國新霸權的力量源泉，遂把眼光從經(jīng)濟軍事科技轉向了制度與文化，一方面希望另辟蹊徑，擴大美國的軟實力領域；另一方面也希望在軟實力領域展開一輪“軟實力競賽”，依靠美國在軟實力方面上的某些優(yōu)勢把其他對己威脅的國家拖垮、斗倒。
六是國際關系理論的最新發(fā)展，也為國際關系學界研究軟實力提供了直接近便的理論支持。新自由制度主義以制度為本位，而社會建構主義又把文化奉為圭臬，制度與文化的力量自然成就了軟實力的研究空間。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約瑟夫·奈是當前語境下軟實力一詞的發(fā)明者。15年前，他就從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基本立場出發(fā)，出版了《美國一定能領導世界：美國力量屬性的變遷》。時隔15年，他又進一步豐富了以前關于軟實力的概念，寫出了《軟實力：世界政治中的制勝之道》，全面地界定了軟實力的內涵，即“軟實力是通過吸引而非強制的方法使他者滿足自身意欲達致的目標的能力”。也就是說，軟實力是一種“塑造與影響他者偏好的能力”，其力量來源是“對他者的文化吸引力、國內奉行的政治價值觀念、外交政策的合法性與道義權威”，其實現(xiàn)的方式是吸引他者以及互相選擇。[2]
2.軟實力較硬實力更多地與國際主義相聯(lián)系
在國際政治中，實力雖然都是在比較的意義上獲得實在內容，但是，實力生成的向度是不同的：硬實力主要依靠絕對添加與自我滿足為標準，而軟實力主要依靠社會認同與他人尊重為標準；硬實力屬于物質文明，軟實力屬于政治文明或精神文明；硬實力主要源于內在建設，而軟實力源于國際互動；硬實力思維追求絕對的國家利益，軟實力思維追求國際共同利益，或在追求這種共同利益中實現(xiàn)相對的國家利益；硬實力的增長路線是現(xiàn)實主義，而軟實力的增長路線是建構主義或自由主義；硬實力發(fā)展的隱含的前提是絕對的安全觀，軟實力發(fā)展隱含的是前提是共同安全觀；硬實力更多的與民族主義聯(lián)系在一起，而軟實力更多地與天下主義、世界主義或者國際主義聯(lián)系在一起。

一定的學術研究要局限在一定的范圍內研究。表1中的硬實力與軟實力的比較，并不是將兩者截然區(qū)別開來，只是把它們之間的側重點加以突出而已。其實，兩者之間有著許多的交叉特質。我們在研究軟實力的時候，既要強調軟實力日益顯要的地位又要注意硬實力對于軟實力的基礎性作用，既要認識到軟實力的國際主義色彩又不能忘記它的民族建設的根基，既要抓住它的國際社會建構的特點又不能拋開它對硬實力的依附性。綜合起來講，軟實力有以下10個方面的特性。
3.軟實力的10個特性
第一，軟實力不僅指制度力量與文化力量，還應包括國際認同、話語實踐以及外交藝術。我們認為，推動國家合秩序性發(fā)展的能力、發(fā)動合法性戰(zhàn)爭的能力、將世界文明內化的能力以及大國塑造自身國際形象的能力都是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樣，我們關于軟實力的界定就與約瑟夫·奈有了較大的不同。
第二，軟實力既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又有一定的依附性，它必須以硬實力為基礎，并往往借助硬實力發(fā)揮作用，但它又能獨立直接地發(fā)揮力量，并且對硬實力產(chǎn)生巨大的推進或者阻礙作用。
第三，軟實力既具有普世性也具有特殊性，但最終要體現(xiàn)為普世性。它必須通過一定的機制與方式與國際社會的認同進行對接，因此那種認為軟實力一定要具有普世性的觀點是有理由的，但我們也要重視這種軟實力在展現(xiàn)普世性之前，特別是國際制度化與國際社會化之前的民族獨特性的一面。
第四，軟實力是任何國際關系行動體都具備的力量源泉。不僅大國存在一個硬實力與軟實力的問題，小國也有這個問題。一個小國雖然硬實力可能很小，其軟實力可能很大。比如，梵蒂岡雖然沒有多少GDP與軍事力量，卻對全世界的億萬人口和眾多社會產(chǎn)生了較大的精神影響。
第五，由于硬實力的客觀物質性較強，軟實力的社會建構性較強，因此不同國際關系行為體之間在硬實力上體現(xiàn)出較強的因果性，而在軟實力上體現(xiàn)出較強的構成性，從而也表現(xiàn)出硬實力易于量化的特點以及軟實力的模糊性、不確定性、非量化性的特點。第六，軟實力的增長模式是可持續(xù)性的，一個國家即使在形象工程方面有良好的績效，一旦在處理內政外交方面產(chǎn)生了惡劣的國際影響，其軟實力會陡然下降，且很難在短時期恢復過來，這與硬實力的下落與提高有較大的差距。
第七，軟實力既是內生的也是外生的，外生性與內生性相輔相成、相互轉化；內生性是基礎，但外生性往往具有決定作用，因為從本質上講，軟實力是在一個開放的世界里由國際社會建構而成的。
第八，與硬實力相比，軟實力在大國國際地位中的影響隨著世界政治文明與國際政治文化的進步越來越重要，這是因為國際政治的社會性越來越強的緣故。
第九，軟實力與硬實力要同時建設，不能以硬實力為先而軟實力為后，也不能以軟實力為先而硬實力為后，更不能理解為軟實力是在硬實力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內在要求，軟實力與硬實力具有共時性的特點。
第十，軟實力與硬實力具有不可分割性，而且是可以相互轉化的。軍事力量往往被認為是硬實力，但是運用軍事力量的戰(zhàn)略意志與合法技巧方面卻是軟實力�！吧窳�”上天體現(xiàn)了中國的硬實力，但是發(fā)展“神六”的意志以及“神六”精神卻是軟實力。軟實力通過某種機制可以轉化為硬實力，比如，理論形成了新的工藝、出現(xiàn)了新的新產(chǎn)品、新的經(jīng)濟體制解放了生產(chǎn)力、先進的軍事思想通過培訓體制提高了戰(zhàn)斗力等。
綜合上述硬實力與軟實力的8項對比與軟實力本身的10項特性，我們認為，軟實力最突出的特征有三個：第一，軟實力是在國際交往與國際社會發(fā)展的歷史過程中日益表現(xiàn)出來且份量不斷增加的一種國際政治力量；第二，它多數(shù)情況下是依托于特定民族的精神文明而彰顯出來的世界性的制度或者文化力量；第三，在現(xiàn)階段，它還不能徹底擺脫硬實力的物質依附以及民族國家利益的目的性限制，但是它在全球化與世界政治文明發(fā)展中不斷削弱或淡化這種依附和限制，表現(xiàn)為一種鮮明的理念主義與國際主義取向。
本文的基本觀點是，軟實力與國際主義是有內在的聯(lián)系的。一個國家具有強勁的民族文化力量或者制度創(chuàng)新力量原本為本土的，然而要想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軟實力，往往要上升為國際政治文化或者世界文明現(xiàn)實的或潛在的組成部分，才能使之發(fā)揮更大的國際影響。[3]中國的國際主義外交需要以增強軟實力為重點，而中國的軟實力戰(zhàn)略需要推進國際主義的外交路線。
二、國際主義是中國對外政策中不能拋棄的強大軟實力
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都是現(xiàn)時代一個民族興旺發(fā)達的缺一不可的精神財富。關于民族主義對于中國大國成長的重要作用，作者將在另外的文章中討論。中國目前的崛起既是一個民族復興的過程又是一個國家融入國際社會的過程，既是一個國家認同重建的過程又是一個和平發(fā)展的過程。中國處于從前現(xiàn)代向現(xiàn)代轉化、現(xiàn)代向后現(xiàn)代轉化的兩重歷史進程之中，不免需要借重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雙重資源，但是，從其根本性而言，中國的對外政策中要將國際主義而不是民族主義置于關鍵的地位。況且，借重民族主義也需要在國際主義的大的框架內實現(xiàn)。
1.國際主義的概念界定
任何一個與周邊國家有著持久互動關系的大國，都擺脫不掉國際主義的誘惑。由于人類有一種天生的獲得承認的政治傾向，又天生是社會動物，因此，一旦國家強大起來，它也會滋生出國際主義甚至世界主義、天下主義的沖動來。即使是一個國際社會的小伙伴，它為了維持對己有利的一份國際利益，也需要為人類共同的利益做出貢獻。特別當這個國家處于一種負擔一定護持責任的國際秩序中時，這種國際主義的“負擔”更是揮之不去的。而正是那些在幾百年的硬實力拼撞中“磨練”出來的國家，目前成為世界政治中提倡國際主義最積極的先鋒。
國際主義并不是一個容易界定的概念。國際主義的一個哲學前提是，自我意志的全面或徹底實現(xiàn)，必須以非我意志的實現(xiàn)為條件；當自我是個人時，這種邏輯就是人權平等、反對奴隸制度的邏輯；當自我是民族時，這種邏輯就是民族自決、反對民族壓迫的邏輯；當自我是民族國家時，這種邏輯就是國家主權平等而且解放全人類的邏輯。國際主義的最初來源就是第三種邏輯。一個國家要實現(xiàn)自身的最終利益，必須建立在支援其他國家實現(xiàn)其合理的國家利益的基礎之上。在以民族國家為基本行為體的國際政治中，國際主義的實現(xiàn)過程就是支援其他國家實現(xiàn)合理的國家利益進而實現(xiàn)本國的國家利益以至全世界的人類利益的過程。而對于已經(jīng)或者正在沖破國家行為體實踐框架的國際關系行為體來說，他們的國際主義過程往往體現(xiàn)為直接服務于國際社會的公益事業(yè)，或全人類的共同利益。
在本文中，我們把國際主義作為一種把國際主義分為兩類：一類是為了自身的民族利益而有限度地讓渡國家利益，以維護國際利益或周邊利益甚至天下利益的借口而實現(xiàn)國家利益而體現(xiàn)出的一種對外積極合作的政策思想與政策；另一類是將自身的利益與世界利益以及人類的利益完全融合在一起的觀念與政策。第一類主要體現(xiàn)為一種工具理性的國際主義觀念，第二類主要體現(xiàn)為價值理性的國際主義觀念。這兩種觀念無論在過去、現(xiàn)在還是將來都是存在的，而且也可能存在于不同國家的某些政策的一些側面。盡管我們并不排除在中世紀甚至更早的時候也有著國際主義的政策與觀念，但為了研究方便，我們仍然把世界交往發(fā)展到一定階段、服務于國際共同利益的世界主義觀念稱之為國際主義。這樣，中國古代為了維持朝貢體系而進行的類似含義的許多對外行動以及希臘、羅馬以及歐洲封建社會的一些宗教取向的國際行動都不在我們的研究之列，因為從根本上講，國際公共利益的形成是由于資本主義的發(fā)展與世界生產(chǎn)力的擴張的產(chǎn)物，是國際社會共同價值觀念的反映。
2.20世紀中國的大國成長曾經(jīng)凝結了國際主義外交路線的成果
自中國爆發(fā)民主革命、采取現(xiàn)代的政治體制并加入到世界性的民族國家體系之后，中國政府與中國人民為了國際社會的福祉而做出的國際貢獻均帶有國際主義的成份。民國時期，中國政府對于德國開展無限制潛艇戰(zhàn)的譴責，中國政府積極參與或籌建國際聯(lián)盟、聯(lián)合國，中國政府倡議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國向緬甸等地派出遠征軍打擊日本法西斯，中國人民以各種形式支援亞洲其他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等都是某種程度上的國際主義行為。但是，由于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本身的政治腐敗，當時的中國又處于十分軟弱的地步，中國外交的最主要任務是救亡圖存、修改廢除不平等條約，而不是直接、積極地參與國際公共事務，因此，新中國建國之前的中國國際主義并不是我們今天所指的現(xiàn)代意義上的國際主義，盡管中國人民為世界人民的和平與富強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新中國建國前后的幾年里（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中國崛起的步伐陡然加快，這一方面與偉大的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全國人民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中國土地改革與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中國國民經(jīng)濟體系初具規(guī)模、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力量空前強大等等因素有著直接的關系，也就是說，與中國的硬實力增強密不可分，但是，我們也不能忽視這一個時期中國共產(chǎn)黨與新中國政府在國際主義貢獻方面的成績。這一個時期，由于中國積極加入蘇聯(lián)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反對帝國主義對于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的侵略，參加亞非會議，支持世界人民的和平運動，支持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國人民反殖民主義和保衛(wèi)民族主權的斗爭（以支援埃及反抗英法侵略最為代表），支持各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運動，中國贏得了較為具有戰(zhàn)略意志、獨立自主與和平的國際形象。這既是中國硬國力發(fā)展較為迅速的時期，也是中國的國際主義較為適當發(fā)展的時期。關于這一段歷史，就聯(lián)系到一個理論爭鳴，即中國的國際主義究竟促進了中國綜合國力的增長還是遲緩了中國綜合國力的增長？我們認為，答案是肯定。首先，“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是正確的選擇，而這種選擇本身就是一種國家利益與國際主義高度結合的產(chǎn)物；第二，在40—50年代，民族解放運動風起云涌，民族獨立與反對殖民主義壓迫仍然是國際政治的主題，中國政府從這個時代主題出發(fā)，支援亞非拉人民的民族獨立，無疑大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第三，中國的國際主義也獲得世界人民與友好國家的經(jīng)濟援助與精神鼓舞，增長了中國人民的國民士氣與民族自信心，激發(fā)了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的熱情，反過來促進了國內的生產(chǎn)建設。
新中國建國前后，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袖們再三強調國際主義并不是一種策略的需要，而是中國鞏固政治獨立與提高國際地位的邏輯使然。關于國際主義，劉少奇同志曾經(jīng)多次著書立說，申明國際主義對于新中國建設的重要性。他認為，中國是一個被壓迫的民族獲得解放的國家，也是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國家，這個國家要從完全的意義上鞏固自身地位進而獲得完全的解放，就必須貫徹一種無產(chǎn)階級的國際主義，當然，這種國際主義是一種與愛國主義密切結合的國際主義�！盁o產(chǎn)階級的國際主義對于民族的看法，及其處理世界民族問題的基本原則，是從本國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fā)，同時也是從全世界各民族的人民群眾——即全人類共同的根本利益出發(fā)。民族的侵略，既然是階級剝削制度的一種產(chǎn)物，無產(chǎn)階級不剝削任何人，而且為追求一個不剝削人的社會制度而斗爭，它就必須反對一個民族去壓迫另一個民族。無產(chǎn)階級不能在人類社會上保存任何人類壓迫人的制度，否則，就不能使自己得到解放。因此，無產(chǎn)階級堅決反對任何的民族壓迫。它既反對任何異民族壓迫自己的民族，同時，又堅決地反對自己的民族去壓迫任何其他民族，而主張一切民族在國際和國內的完全平等與自由聯(lián)合及自由分立。并經(jīng)過這種分立（目的是要打破目前各帝國主義國家對于世界大多數(shù)民族的壓迫和束縛）與自由聯(lián)合（即在打破帝國主義的壓迫之后由各民族實行在完全自愿的基礎上的聯(lián)合）的不同具體道路，逐步走到世界的大同�！盵4]如果說劉少奇的國際主義充滿了使命感的話，那么，周恩來的國際主義就是一種務實的外交政策指導思想了。他在1952年就指出，新中國的外交工作要有七條指導思想：第一條就是“堅持國際主義，反對狹隘民族主義”，“社會主義的愛國主義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而是在國際主義指導下的加強民族自信心的愛國主義”。[5]抗日戰(zhàn)爭結束之后到50年代中期的新中國對外交往中的國際主義基本上是一種較為適宜的國際主義。這種國際主義基本上實現(xiàn)了周恩來總理所說的“加強民族自信心”的戰(zhàn)略目標，鞏固了中國的政治獨立，獲得了較大范圍的國際承認，得到了大量的國際援助，也為新中國樹立公正、和平、正義的國際形象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3.60年代至70年代的國際主義對軟實力有挫折也有成績
國際主義必須與民族主義很好地結合起來，這是一個歷史規(guī)律。如果超出時代的要求、超出民族利益的承受能力去推行國際主義的外交政策，就會發(fā)生曲折。50年代以后，特別60—70年代，國際政治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國際政治的主題也在發(fā)生變化，民族解放運動與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矛盾不再是主要矛盾，由此，以無產(chǎn)階級意識形態(tài)為主要內容的國際主義不應當在中國外交路線中占據(jù)過去時代的地位。但是，出于中蘇沖突、國內政治斗爭以及中國硬實力片面發(fā)展的種種困難和不平衡狀況等因素的考慮，新中國把國際主義置于了不恰當?shù)奈恢�，奉行既反帝、又反修、大力支援第三世界地區(qū)人民的外交路線，給中國的崛起帶來了波折。中蘇論戰(zhàn)中，中共把國際主義置于愛國主義之上，明確指出，中國的外交基本路線是，“在無產(chǎn)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下，發(fā)展社會主義陣營各國間的友好合作關系；在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爭取和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和平共處，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zhàn)爭政策；支援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斗爭”。[6]這條路線顯然結合了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國際主義的成份是十分突出的。
這種國際主義路線所直接或間接造成的負面作用是使中國未能與主流國際社會建立良好的互動，失去了發(fā)展市場經(jīng)濟、提高國民福利的大好時光，反而增強了國內階級斗爭的烈度，使中國瀕于國民經(jīng)濟崩潰的邊緣，在國際上與主流國際社會處于某種對立或者疏遠狀態(tài)，周邊安全環(huán)境進入歷史上最惡劣的境地。這條路線所直接或者間接的積極作用是，在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正確指導下，控制了“革命外交”的影響范圍，維持了中國的獨立自主與較為強大的戰(zhàn)略意志，團結了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贏得了多數(shù)亞非拉國家對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尊重與支持；[7]實現(xiàn)了中法、中美關系正�；�，倡行了反對霸權主義的國際原則，促成了中國重返聯(lián)合國。中法建交，中美關系正�；�，中國重返聯(lián)合國等都較大程度上體現(xiàn)了中國強大的軟實力。
?三、新的時代要求新型的國際主義
1.國際主義的三次嬗變
我們在上文提到，國際主義分兩類：一類是為了實現(xiàn)國家利益而推行的國際主義，一類是為了實現(xiàn)全人類解放而推行的國際主義。這兩類是不可分的。任何為了工具理性而奉行的國際主義，其實也是全人類解放事業(yè)的一部分。在馬克思時代，巴黎公社、第一國際、第二國際等一些行動有著第二類國際主義的較多色彩；而在列寧時代之后，特別是斯大林時代與毛澤東時代，第一類的國際主義的色彩就更多了。實際上，第一類的國際主義就是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相結合的國際主義，也就是劉少奇所謂的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結合起來的國際主義。
國際主義是一個不斷發(fā)展變化的概念。迄今為止，國際主義發(fā)生了三次轉變，第一次是從馬克思的國際主義到列寧的國際主義。列寧認為，國際主義要高于民族主義，任何沙文主義都不利于國際主義，但是國際主義不是不要考慮民族的因素，世界革命不可能在全世界或者歐洲主要發(fā)達國家一下子實現(xiàn)，一國可以實現(xiàn)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從列寧的國際主義到斯大林毛澤東的國際主義，這是國際主義的第二次轉變。由于社會主義在一國建成的現(xiàn)實，加上國際帝國主義陣營對于社會主義國家的安全威脅，民族主義放到了高于國際主義的地位。到了80年代，以中國為代表的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為了改革開放實際上已經(jīng)放棄了無產(chǎn)階級國際主義至上的觀念。中共第十二報告關于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有這樣的說法：“把愛國主義同國際主義結合起來，從來是我們處理對外關系的根本出發(fā)點。我們是愛國主義者，決不容忍中國的民族尊嚴和民族利益受到任何侵犯。我們是國際主義者，常常懂得中國民族的利益的充分實現(xiàn)不能離開全人類的總體利益。”[8]第二次轉變后國際主義的原則未在社會主義國家重新恢復昔日的地位，根本原因在于全球化與經(jīng)濟相互依賴時代的到來，社會主義國家在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平競爭中的劣勢地位，以及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進入低潮。
國際主義正在發(fā)生第三次嬗變。這與民族主義的相對失落有一定的關系。[9]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是一對此起彼伏的矛盾統(tǒng)一體。由于全球化的進一步發(fā)展，國際經(jīng)濟與社會相互依賴的形成與深化，國際合作領域的大幅度增長，民族主義處于守勢，國際主義正在成為世界各國特別是主要地區(qū)性大國維護國際穩(wěn)定、促進共同發(fā)展、保證世界和諧、解決全球性危機、培育全球社會、貢獻公共物品、共創(chuàng)人類美好未來的時代要求。這種時代要求預示著新一輪的國際政治文化的發(fā)展方向，準備著世界政治文明的價值基礎，凝聚著國際社會的基本共識，為新興大國的國際形象塑造、國際責任分擔、世界文明內化、國際共識建構、國際制度創(chuàng)新等等軟實力的拓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2.新時期國際主義的含義
關于國際主義的內容，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學者進行了認真的研究。有學者從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角度提出觀點認為，國際主義必須是與愛國主義密切結合的國際主義。“無產(chǎn)階級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是密切聯(lián)系、相輔相成的�！�…一個國家的無產(chǎn)階級實現(xiàn)了本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歷史任務，也就為全世界無產(chǎn)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做出了貢獻，而且在本國無產(chǎn)階級獲得解放之后才更有可能去援助別國無產(chǎn)階級的解放斗爭。從這個意義上說，無產(chǎn)階級的愛國主義是國際主義的基礎，無產(chǎn)階級國際主義是愛國主義的發(fā)展，離開了國際主義的愛國主義勢必是狹隘的。”[10]這種觀點基本上繼承了新中國建國以來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一段時期我黨對于國際主義的基本界定。一種新觀點認為，新時期的國際主義是一種特定的思想體系，是指新的時代主題即和平與發(fā)展的時代的國際主義，新國際主義不再是以過去時代主題下的世界性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為宗旨，而是以加入國際體系與國際制度、尋求合作共贏，參與建構地區(qū)共同體為基本的理念。[11]第二種觀點更貼近新世紀中國外交實踐的經(jīng)驗與趨勢，也更貼近國際社會關于國際合作的一般理念�？梢钥闯�，新時期的國際主義并不是馬恩時代或者列寧時代的國際主義了，而必須結合新的時代要求。
國際主義在與新時代的結合上，至少有兩點是清晰的。一是要密切結合愛國主義，進一步將愛國主義置于國際主義的指導地位，以國家利益而不是意識形態(tài)作為衡量國際主義的尺度，這是將毛澤東的國際主義思想進一步向愛國主義方向的過渡與轉變。二是將國際社會的共同需求作為國際主義的另外一個出發(fā)點。中國共產(chǎn)黨正在由革命黨向執(zhí)政黨的全面深入的轉變，中國也由“革命國家”向“現(xiàn)狀國家”的轉變，即向國際體系的全面深入的轉變，后一種轉變的標尺就是中國到底多大程度上成為一個融入了國際體系的國家，成為一個為國際社會所接受和認可了的主要大國。這個過程就是中國和平發(fā)展進而和平崛起的過程，也是大國奉行新國際主義的過程。從上述兩種這種意義上講，新型的國際主義濫觴于20世紀80年代，到了90年代隨著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的深入，新型的國際主義有了更加明確的發(fā)展方向和有力的動量；進入21世紀以來，新型的國際主義進入了全面發(fā)展、不斷調整與充實的新時期。
從具體操作的層面上看，國際主義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政治上，支持有關國家的反對核擴散、反對國際恐怖主義、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以及文化殖民主義的活動。中國籌劃組織“六方會談”、與國際社會一道譴責“基地組織”對美國發(fā)動的恐怖主義襲擊、反對民族分離主義對于俄羅斯的危害，都是新時期國際主義的體現(xiàn)。第二，經(jīng)濟上，對國際社會的弱勢國家進行經(jīng)濟援助與債務減免。據(jù)統(tǒng)計，截至2006年，中國已向160個國家和區(qū)域組織提供了各種經(jīng)濟援助，項目達2000多個，減免了發(fā)展中國家的部分對華債務，其總額逾160億元人民幣。[12]中國政府還決定向與中國建交的39個最不發(fā)達國家部分商品的零關稅待遇，并在3年內提供100億美元的優(yōu)惠貨款。第三，在全球治理上，積極參與國際危機與災害管理。在全球化時代，國際危機爆發(fā)點增多，人類生存的自然環(huán)境也在惡化，全球性危機不斷增多。中國的國際主義體現(xiàn)在兩類危機管理上，第一類是國際社會的危機管理，包括經(jīng)濟危機、金融危機、戰(zhàn)爭危機、核危機，中國政府在平息東南亞金融危機的過程中已經(jīng)發(fā)揮了大國的責任。第二類，是自然災害與傳染性疾病的應對。例如，2005年，中國組織了3次大規(guī)模的國際災害經(jīng)濟援助活動，包括初春期間向印度洋海嘯受災國提供的5億元人民幣及2000萬美元多邊捐助，仲夏期間向美國提供的500萬美元救災援款，以及深秋向巴基斯坦地震災區(qū)提供了2000噸救災物資。第四，在軍事外交上，踴躍加入聯(lián)合國維持和平行動。中國政府在過去的16年里，向世界各地派出了13項、3362人次的維持和平部隊，贏得了“文明之師、和平之師”的國際形象。第五，在文化教育上，向世界特別是落后國家和地區(qū)實施免費或者低費的人才培養(yǎng)和文化傳播計劃。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里，中國政府為發(fā)展中國家培訓了近2萬余名管理和技術人才，并計劃在未來3年里再培訓3萬名各類技術人員。第六，在世界道義上，對于一些堅持國際主義取向的各類國際非政府組織也要給予適當?shù)耐�情與支持。
歷史表明，新時期的國際主義不僅有力地支持了世界各國特別是發(fā)展中國家的政治獨立、經(jīng)濟發(fā)展與社會進步，而且推動了國際穩(wěn)定與世界和平，為世界秩序與國際體系的護持也做出了貢獻。這有利于各大國的關系正常發(fā)展，也同時有助于優(yōu)化中國的國際形象、化解反華勢力“妖魔化”中國的戰(zhàn)略企圖，對于幫助中國政府反對“臺獨”與創(chuàng)新良好的和平發(fā)展的國際環(huán)境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四、結束語：積極探索“新國際主義”，加強中國軟實力
軟實力的全面發(fā)展離不開國際主義的外交路線，只有國際主義化了的、為國際社會所認同的軟實力才能真正地發(fā)揮國際影響力，確保中國的大國成長在較為有利的國際環(huán)境中進行，才能盡可能化解成長進程中的國際恐懼與國際敵意，才能借助多邊國際合作的力量實現(xiàn)自身的國家利益，才能為世界做出更大的新的貢獻。根據(jù)新國際主義的基本理念，結合大國社會性成長的規(guī)律，[13]我們認為，發(fā)展軟實力，需要在加大中國的合秩序性發(fā)展、世界文明內化與大國形象塑造方面再下功夫。
——繼續(xù)推動以融入現(xiàn)有基本國際制度為主要內容的國際社會化行動。新國際主義就是要把國家利益與國際利益結合起來，而結合起來的制度化保證就是推動國際制度的融入與創(chuàng)新。中國只有進一步加入一些國際制度才能被國際社會認可為國際社會化的國家，才能產(chǎn)生一些國際集體認同，從而為中國發(fā)揮國際影響奠定國際合法性的基礎。中國在聯(lián)合國維持和平行動中的作用不斷增加既是一種硬實力的體現(xiàn)，更是一種多邊框架下的國際主義行動，對于擴大中國的影響力，起到了直接的作用。在這種意義上講，國際主義就是多邊主義。
——加大內化世界政治文明的速度與力度。百年以來，中國內化世界政治文明的過程，經(jīng)歷了被迫接受、主動接受以至于自覺內化等三個階段。中國被迫接受了主權原則、現(xiàn)代外交制度以及市場經(jīng)濟體制，中國也主動接受了集體安全原則、非戰(zhàn)原則、反法西斯原則、反對霸權主義、法治原則等。中國對于和平主義、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等原則已經(jīng)達到了內化的程度。中國接受世界政治文明的水平，也體現(xiàn)了中國新國際主義的水平，反映了中國軟實力的層次。中國下一步的內化世界政治文明的重點將是國際社會關于公民的政治與社會權利的某些公約。
——重點塑造大國形象。塑造和平發(fā)展時代的中國大國形象，已經(jīng)成為新國際主義以及軟實力建設的緊迫課題了。大國形象不僅包括政府外交形象還包括民間外交形象；不僅涉及政治合作領域（反對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而且涉及經(jīng)濟交往（對外投資與對外經(jīng)濟援助）、社會溝通與文化交流（志愿者的國際教育活動、政府教育援助、免費或低費的孔子學院）等諸多領域；不僅包括世界貢獻、特殊國際責任、現(xiàn)代身份建設還包括區(qū)域治理，重點是全球特別是區(qū)域內的危機管理（經(jīng)濟危機、海嘯等自然災害的應對、艾滋病防治等）。
——加強有利于軟實力建設的全國性外交應急等級協(xié)調機制與非等級協(xié)調機制。由于外交工作已經(jīng)不再是外交部一家的工作了，經(jīng)濟外交、文化外交、災害外交、民間外交越來越多地獲得了與政治外交共同前進的地位，中國與國際社會的互動已經(jīng)是多層次多維度多主體的過程了，國際交往中的軟實力建設必須納入統(tǒng)一的管理協(xié)調機制之中，才能取得較大的成果。目前，國內精神文明建設有一個強有力的機構，即全國精神文明辦來加以指導，那么，鑒于軟實力對于中國和平發(fā)展大戰(zhàn)略的至關重要作用，似乎有必要建立一個專門統(tǒng)籌進行軟實力與中國國際形象建設的全國性等級協(xié)調機制或者職能部門。等級協(xié)調機制是指從中央到地方形成中國國際形象塑造的一盤棋，形成中央對于地方的領導與監(jiān)督；非等級協(xié)調機構主要是指在中央各個部門，如外交部、財政部、國防部、商務部、教育部、農(nóng)業(yè)部等各部門的對外援助工作中要切實協(xié)調起來，更加有效和細致地完成援助與合作工作。和平發(fā)展時代中國軟實力的建設，是一個長期的歷史任務，包含著豐富的內容，需要政府與民間社會動員全國人民的力量，發(fā)揮政治、文化、社會等多方面的資源，既要注重國際主義又要重視愛國主義，做到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的真正的結合。我們希望，我國政府通過弘揚適度的國際主義、增強國際責任感和國際治理能力、美化國際形象、化解可能因國力迅速增長和狹隘民族主義再興引起的國際誤解與恐懼來提高國家成長的國際合法性，從而達到硬實力增長與軟實力增長的和諧統(tǒng)一。
注釋：
［1］ 這篇文章是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guī)劃“一般課題”《大國社會性成長規(guī)律與中國軟實力戰(zhàn)略》（2006BGJ003）的階段性成果。寫作過程中受到外交學院秦亞青、朱立群教授《新國際主義與中國外交》（《外交評論》2005年第5期）一文的啟發(fā)，并有幸作為討論論文參加了胡鞍鋼教授、門洪華教授主持的“軟實力”戰(zhàn)略內部座談會。在此，對上述教授與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guī)劃工程表示感謝。
［2］ Joseph S.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p.31, pp.511， 轉引自陳向陽：“論軟實力與中國外交”，載郭樹勇主編：《國際關系：呼喚中國理論》，2005年第11月，第343頁至344頁。
［3］ 并不是所有的軟實力都是國際取向的，有的完全是民族精神或民族素質的一部分，這種精神也難以國際化。比如以色列民族的憂患意識，德意志民族的紀律觀念等等。這一類軟實力往往屬于長期歷史演化而成的單一民族的種族特質。更多現(xiàn)代國家的軟實力，如人權意識、憲政精神、外交水平、政府質量、寬容社會等都具有國際社會化的特點，其已或正在成為世界精神文明的一部分，成為國際社會的基本規(guī)范了。
［4］ 劉少奇：《論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東北書店，1948年印行，第5、6頁。
［5］ 周恩來：“我們的外交方針和任務”，載宋恩繁、黎家松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大事記》，第1卷，第324頁。
［6］ 黃安森、嚴宜生、杜康傳主編：《當代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中國人民大學，1991年版，，第595頁。
［7］ 根據(jù)國家統(tǒng)計局的報告，60年代至70年代末，是中國對外援助最為積極的年代。在這個階段，中國政府在周恩來總理在訪問亞非14國時提出的中國援外八項原則的指導下，先是重點加強了與亞非民族主義國家的經(jīng)濟合作關系，幫助受援國建設了了一批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項目和社會基礎設施，后在1971年聯(lián)合國恢復中國的合法席位后，迅速擴大了對外援助的范圍，從原先的亞洲、非洲地區(qū)擴大到拉丁美洲和南太平洋地區(qū)，援助總額與規(guī)模、內容也有大的變化�？傊�，“自新中國成立至1978年底，中國共向66個國家提供了援助，幫助其中38個國家建成880 個成套項目。在八項原則指導下，中國對外援助創(chuàng)立了國際經(jīng)濟關系中真誠合作的典范，博得了受援國政府和人民的廣泛贊揚和高度評價�！币妵�家統(tǒng)計局編：《新中國五十年系列分析報告之十四：對外經(jīng)濟與合作成績喜人》，1999年。
［8］ 《中國共產(chǎn)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3—44頁。
［9］ 民族主義作為一種反全球化的力量也在出現(xiàn)新的發(fā)展，甚至在一些社會或經(jīng)濟轉型國家出現(xiàn)了新的抬頭。從辯證法的角度講，這都是正常的發(fā)展，而且還會有進一步的發(fā)展。但是，相對于國際主義的客觀發(fā)展趨勢來看，民族主義的這次興起并不能表現(xiàn)出一種興盛的態(tài)勢，更不可能與全球化的大勢相提并論，因此，從較為宏觀的角度看，我們稱之為“民族主義的相對衰落”。
［10］ 高放：《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別史》，中國書籍出版社，2002年，第120121頁。
［11］ 秦亞青、朱立群：“新國際主義與中國外交”，載《外交評論》2005年第5期。
［12］
［13］ 參見郭樹勇：《大國成長的邏輯——西方大國崛起的國際政治社會學分析》，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簡介： 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上海，200030） 新中國外交紀事 別了，司徒雷登
1949年8月2日。一大早，司徒雷登帶著秘書傅涇波及其他隨從人員趕到南京近郊的明故宮機場，在荷槍實彈的解放軍戰(zhàn)士的警戒下，登上美國空軍的運輸機。
送行的人寥寥無幾。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當時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拒絕跟隨國民政府遷往廣州，可謂老謀深算。他想著，新生政權建立后，一定急于爭取各國的承認和支持。利用這個機會，正好跟中共討價還價。在中國出生的他一廂情愿地想著能用“友好人士”的身份影響新中國的政策，維護美國的在華利益。因此，解放軍一進城，司徒雷登就千方百計想同新政權建立聯(lián)系。
司徒雷登不知，從解放戰(zhàn)爭全面反攻開始，新中國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就早在醞釀中。這年春夏之交，毛澤東主席先后明確提出“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和“一邊倒”三項方針，為建國后開創(chuàng)新型外交指明了方向。
早在1月19日，毛澤東就起草了《關于外交問題的指示》，指出：
“凡屬被國民黨政府承認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大使館、公使館、領事館及其所屬的外交機關和外交人員，在人民共和國和這些國家建立正式外交關系以前，我們一概不予承認，只把他們當做外國僑民待遇，但應予以切實保護�！�
4月25日，中共中央又專門致電，對南京解放后將面臨的諸多涉外問題給予明確指示，并派黃華擔任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處處長。黃華1936年畢業(yè)于燕京大學，讀書時就與時任燕京大學校長的司徒雷登相識，又有著豐富的外事工作經(jīng)驗，無疑是去南京主持外事工作的最佳人選。
5月13日，經(jīng)批準，黃華以私人身份與司徒雷登會晤。黃華首先告知司徒，在未同新中國建交前，原外國使節(jié)不再享有外交特權，但作為外僑，其安全自會得到保護。司徒雷登表示美國已停止援助蔣介石，不愿參與內戰(zhàn)。黃華表示，美國既然表示不干涉中國內政，就應將美國駐在青島等地的海軍艦只和陸戰(zhàn)隊撤走，以免發(fā)生沖突。
這次會見后，司徒雷登又派秘書傅涇波兩次面見黃華。6月6日，黃華再次與司徒雷登及傅涇波會晤。兩天后，司徒雷登給國務卿艾奇遜寫報告稱：“從這次討論中我得到兩個明確的印象：一、中國共產(chǎn)黨急于想讓外國政府、特別是美國政府拋棄國民政府，二、對中國在外交領域獨立自主權的高度敏感�！睅追�交鋒，司徒雷登始終沒有達到他預期的目的。
6月30日，毛澤東發(fā)表《論人民民主專政》，闡述了人民政權“一邊倒”的外交政策，美國想將中國拉離社會主義陣營的企圖隨之成為泡影。因此艾奇遜7月1日急電司徒雷登，命其回國。
司徒雷登走后，美國國務院為了推卸對華政策失敗的責任，于8月5日發(fā)表了題為《美國與中國的關系》的白皮書。司徒雷登的離去表明了新中國外交的獨立和帝國主義干涉政策在華的徹底失敗。正如毛澤東在之后不久發(fā)表的《別了，司徒雷登》中所說：“司徒雷登走了，白皮書來了，很好，很好。這兩件事都是值得慶祝的�！�
從東交民巷到外交部街：外交部的組建
盡管有著豐富的外事活動經(jīng)歷，但王炳南清楚，跟以往的工作比起來，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意義非凡——1949年10月1日，從這一天起，一舉一動，對外就代表著擁有四萬萬人口的新中國、代表著浴火而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王炳南曾任中共中央外事組副主任。開國大典結束后，中共中央外事組的人員匆匆趕回東交民巷的御河橋——這是外交部成立以前外事人員辦公的主要地點，另外一處辦公地則在松樹胡同。跟著王炳南忙碌的這些人便是新中國第一批外事工作人員。他們的首要任務就是在10月1日這天將新中國的第一份公函送出，函中指出：“我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世界各國建立正常的外交關系是必要的�！�
此時，參加開國大典的群眾隊伍還沒有散盡，街上交通不暢，而時間又如此緊迫，大家不免有些焦慮。
“周部長來了!”終于有人驚喜地說。隨即，王炳南帶上未簽字的公函隨周恩來到北京飯店的臨時辦公室。周恩來認真審閱了打印好的公告和公函，然后揮筆在每份公函上簽上“周恩來”三個字。當王炳南帶著簽署好的文件趕回東交民巷時，已經(jīng)是晚上九點多鐘了。他于是把柯柏年、韓敘等外事組懂外文的同志召集在一起，讓大家馬上分頭發(fā)送公告和公函。
柯柏年、韓敘等立即分頭騎自行車出發(fā)，一個小時之內，留在北京的蘇聯(lián)、美國、英國、法國、荷蘭、比利時、意大利七個國家的舊領事館就收到了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發(fā)表的建國公告和外交部長周恩來的公函。騎自行車送出第一份公函，這后來成為外交界的趣聞。
另一些同志則帶著公告和公函從北京分別去往南京和上海。與此同時，南京、上海兩市外事處主任黃華和章漢夫召集各國駐各自城市的原外交代表們談話，向他們口頭宣布了建國公告和公函的內容。各國舊外交人員接到正式文本后，紛紛向本國政府發(fā)報，有的為了節(jié)省時間，甚至索性用明碼電報發(fā)出。
建國前夕的外交籌備工作，主要由中共中央外事組完成。據(jù)時任外事組研究處一科科長的凌青回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前一天，王炳南召集了解散中央外事組的會議，我參加了。”這次會議還由王炳南宣布了即將組建的外交部科長以上的干部名單�！翱掳啬晔敲腊乃舅鹃L，伍修權是蘇歐司司長，沈端先(夏衍)是亞洲司司長。當時周恩來兼任外交部長，副部長是王稼祥、李克農(nóng)、章漢夫，王炳南任辦公廳主任�！�
1949年11月，外交部的組織機構基本建立起來，共和國外交部第一批司局級領導名單也正式確定：辦公廳主任王炳南，副主任閻寶航、董越千、賴亞力；蘇歐司司長伍修權，亞洲司司長沈端先；歐非司司長宦鄉(xiāng)，副司長溫朋久；美澳司司長柯柏年；國際司司長董越千(兼)，副司長龔普生；情報司(新聞司前身)司長龔澎；條約委員會主任委員章漢夫(兼)；外交政策委員會主任委員周恩來，副主任委員喬冠華，秘書主任楊剛。
新中國的外交干部有幾個重要來源。首先是解放軍的一批高級將領，如袁仲賢、王幼平等，主要被派往國外擔任大使等領導職務；第二就是原中央外事組的干部及各大城市長期從事地下工作、統(tǒng)戰(zhàn)工作的干部，如喬冠華、龔澎、陳家康等，主要是在部內工作；三是從大學里挑選的一批優(yōu)秀畢業(yè)生，作為外交隊伍的后備力量；四是從地方上抽調的干部。除此之外，還聘請并留用了一批對外交問題素有研究的專家和從國民黨外交部門轉過來的外交官，如梅汝墩、何思敬、林其翰等，擔任外交部的顧問。
11月8日傍晚，大家聚齊到外交部的第一個部址—北京東城區(qū)外交部街33號，參加外交部的成立大會。脫下軍裝換正裝：將軍當大使
袁仲賢(三野南京警備區(qū)司令兼政委)、姬鵬飛(三野七兵團副政委)、黃鎮(zhèn)(總政第一研究室主任)、耿飚(華北野戰(zhàn)軍十九兵團副司令兼參謀長)、韓念龍(三野上海警備區(qū)副政委)、王幼平(二野五兵團政治部代主任)——外交部建部之初，11位軍隊干部被調來北京，準備被派往國外擔任大使等領導職務，這一批由解放軍的高級將領組成的外交官，被人們稱為“將軍大使”。
1949年10月5日，新中國開國大典的第五天，湖南邵陽二野五兵團政治部，王幼平正在聽取下屬匯報行軍情況。秘書送來一份電報：“著調王幼平星夜來京。”令王幼平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在長沙劉、鄧的駐地，他得知中央竟然是要他去當大使。王幼平當場拒絕。但是鄧小平政委很堅決：“中央從我們部隊調了三個大使。閻紅彥(二野三兵團政委)提出不去，中央同意了。調三個去兩個(另一位是劉志堅)還可以。調三個去一個，不好交代。”一旁的宋任窮(二野三兵團政委)也插話了：“你當大使可以，就是邋遢一點�！本瓦@樣，王幼平“滿腹委屈”地當上了新中國首任駐羅馬尼亞大使。
其實，一開始“不情愿”離開部隊當大使的不止王幼平一個。韓念龍接到調令的時候正在浙江參加解放定海的作戰(zhàn)會議，他立刻去找陳毅司令員表示不愿意當大使。陳老總直接回絕：“少說廢話，執(zhí)行命令，趕緊動身!”被任命為新中國駐朝鮮大使的倪志亮曾經(jīng)如此感慨：“中央要我當大使，是拿黃牛當馬騎，難啊!”的確，要這些勇將們離開硝煙彌漫的戰(zhàn)場，脫下戎裝換上正裝，文質彬彬地行事，心里難免有落差。不過，中央的命令不可違背：別的都可繼承，惟獨外交不能繼承，要另起爐灶，另建隊伍。于是，一批將軍大使走馬上任了。
由于這些將軍大使缺乏外交方面的知識，不熟悉外交禮儀，赴任前必須進行培訓。培訓班請北京大學教授張奚若、王鐵崖，人民大學教授何思敬、張志讓等人，分別講授國際法、外交史、領事條約、外交文本、國際法庭、聯(lián)合國憲章、外交特權與豁免，請胡濟邦、閻寶航等老外交工作者講外交文書和外交禮節(jié)，還請來蘇聯(lián)駐華大使羅申、匈牙利駐華大使法朗柯、波蘭駐華大使布爾金等講述他們各自國家的社會、政治、經(jīng)濟發(fā)展狀況，介紹使館工作情況以及外交工作體會。
“我們學習跳舞，學習穿西裝打領帶，到北京飯店學吃西餐和擺臺常識�！蓖跤灼酱笫乖�回憶。在北京飯店西餐廳，閻寶航抖著餐巾示范時說：“平時參加招待會，不是吃喝玩樂，德國要進攻蘇聯(lián)的情報，就是在招待會上得到的�！�
大使們的夫人也跟著接受培訓。這天，大使們穿上新的中山裝，夫人們則穿旗袍或者連衣裙。大家自以為很漂亮，閻寶航、胡濟邦等老外交官們卻不滿意地說，這個人的內褲太長，露在旗袍外面不雅觀，那個汗背心露在胸前，不禮貌。還說，解放區(qū)女同志的發(fā)型不符合外交場合的要求，要燙發(fā)、化妝。
1950年7月12日下午，周恩來召集即將出國赴任的大使黃鎮(zhèn)、耿飚、譚希林、王幼平、彭明治等開會，商量與大使出國相關的一些問題�！叭魏瓮饨徽�策的提議必須要向我請示，必要時我再向毛主席請示或交中央討論。”周恩來說。對于去資本主義國家當大使的，周恩來還特別說：“我們同他們要用和平斗爭方式進行外交戰(zhàn)，他們之間有矛盾，我們要利用這些矛盾�！敝芏鱽磉�解答了大使們提出的關于著裝、使館編制等問題。
對于年輕的共和國來說，外交是個新東西。60年前，交通條件遠遠不如今天，大使們這一次在戰(zhàn)場外體驗到了路途的遙遠和艱辛。
王稼祥出使蘇聯(lián)乘坐的是蘇聯(lián)提供的專列，整整花了九天時間抵達莫斯科。
耿飚大使一行取道蘇聯(lián)前往瑞典，坐了七天八夜的火車到達莫斯科，而抵達瑞典卻是兩個月之后。這是因為，七八月正值瑞典的法定休假期，王室成員和外交部官員都去度假了，耿飚一行在懊悔的同時也只好留在莫斯科參觀學習。
駐蒙古大使吉雅泰是乘吉普車赴任的。他先是乘車到中蒙邊界，而后換乘蒙古外交部安排的車去烏蘭巴托，顛簸了幾百公里。
而真正“走馬上任”的要數(shù)羅貴波了。首任駐越南大使羅貴波接受任務后迅速啟程南下，乘坐了40個小時的火車來到武漢。由于衡陽到桂林的鐵路沒有修好，當?shù)夭筷犞缓门闪艘惠v火車頭送羅貴波一行。由于沿途鐵路被破壞得厲害，只能邊修邊走，花了兩天時間才到桂林，四天后又乘卡車抵達南寧。到了靖西，發(fā)現(xiàn)通往邊境小鎮(zhèn)岳圩的道路無法通車，羅貴波只好將行李架在騾馬上，徒步行進。進入越南境內后，茂密的雨林更是無法通車，他們只好繼續(xù)以步代車，一面在森林里穿梭，一面躲避法軍飛機的騷擾，最終成功到達目的地。
到達目的國后，大使們來不及休整便馬不停蹄地著手工作，遞交國書，建立館舍，拜會他人，熟悉業(yè)務，一邊學習一邊摸索。像耿飚擔任駐瑞典大使又兼任駐丹麥、芬蘭公使，事務極為繁雜。出使不久，就碰上丹麥內閣改組、外長易人，卸任的外長和新上任的外長都給大使館來信。一時間，從未處理過類似事件的耿飚不知是否需要答復以及如何答復。于是，耿大使詢問已在丹麥五年的波蘭公使，對方說無需回復。保險起見，他又去詢問羅馬尼亞代辦，結果答復說必須都回信。耿飚只好又去問蘇聯(lián)公使，最后才放下心來按照后兩者的建議對來信一一作答。耿飚曾說，這些經(jīng)歷后來回想起來雖然有些好笑，但初創(chuàng)階段的艱難卻由此可見一斑。
將軍大使也將他們指揮千軍萬馬的氣度，他們堅韌、認真的做事風格帶到了外交工作中，韓念龍放棄了兩年一次的休假，在巴基斯坦一千就是三年多。他說：“第一批大使大部分不懂外文，沒有國際知識。外交對我們來說實在太新、太生、太難!當時國內一派新氣象，使館一派新氣象，大家下決心要干一番事業(yè)，工作兢兢業(yè)業(yè)�！眹缕澍Q矣求友聲：與蘇聯(lián)建交
1949年10月2日，北京時間九點多鐘，蘇聯(lián)副外長葛羅米柯的電報送到了周恩來面前。電文宣布蘇聯(lián)政府承認新中國，并斷絕同國民黨反動政權的關系，這無疑是對剛剛誕生的人民共和國的有力支持。
按照中共中央早已確定的“一邊倒”戰(zhàn)略，中央人民政府決定立即建立同蘇聯(lián)的外交關系。10月3日，周恩來親自起草了給蘇聯(lián)政府的復電。中蘇宣布建交的當天，蘇聯(lián)政府便任命其老資格的外交官羅申為駐華大使，他因此成為新中國接受的第一位外國使節(jié)。中國政府亦隨即宣布，任命外交部副部長王稼祥為中國首任駐蘇大使。
與此同時，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以新華社記者身份常駐莫斯科的戈寶權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蘇聯(lián)大使館參贊兼臨時代辦，命令他即刻開始中國駐蘇聯(lián)大使館的建館工作。蘇聯(lián)方面則任命其原駐北平總領事館總領事齊赫文斯基為蘇聯(lián)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館參贊兼臨時代辦。
10月7日，戈寶權前往蘇聯(lián)外交部拜會了葛羅米柯副外長，隨后，在蘇聯(lián)外交部官員的陪同下，戈寶權前往位于莫斯科克魯泡特金巷13號的原國民政府駐蘇聯(lián)使館——幢蘇聯(lián)當年贈送給孫中山先生的別墅式建筑。戈寶權到達“使館”后，表示從即刻起，宣布遵照周恩來外長的命令接收“大使館”。
10月10日，羅申的到來享受了超高規(guī)格的禮遇。政務院總理兼外長周恩來親自到站臺迎接，在他身邊有北京市市長聶榮臻、中國駐蘇大使王稼祥、外交部辦公廳主任王炳南、副主任兼交際處處長閻寶航，以及董必武、沈鈞儒、廖承志等新中國黨政領導和民主人士。
羅申之所以這么快到北京，是因為蘇聯(lián)方面從英國駐莫斯科大使那里聽到英國政府有可能迅速承認新中國的消息。前英國大使館一直有人留在北京，蘇聯(lián)人擔心，如果英國宣布承認新中國，他們“近水樓臺”，可以很快委任大使。為了能成為第一個向新中國呈遞國書的人，羅申在中蘇建交第二天就啟程來華了。
由于羅申已經(jīng)到任，中央決定中國駐蘇大使王稼祥也要盡快到任。王稼祥此行非常倉促，以至于來不及辦理護照。經(jīng)同蘇方協(xié)商，最后決定由我外交部出具一個證明書，證明王稼祥一行的外交身份，由蘇方通知其各個相關口岸和檢查站給予通行便利，這在外交史上也是比較罕見的。
10月31日清晨，列車駛入莫斯科。蘇聯(lián)副外長葛羅米柯、莫斯科市蘇維埃主席波波夫、莫斯科軍區(qū)司令阿爾杰米耶夫上將、莫斯科衛(wèi)戍區(qū)司令辛尼格夫中將等蘇聯(lián)黨政軍官員，以及朝鮮、蒙古、匈牙利、羅馬尼亞等國的駐蘇使節(jié)，還有中國大使館代辦戈寶權在站臺上迎接。蘇方的禮賓規(guī)格相比中國歡迎羅申的規(guī)格，多少還是低一些，但蘇方安排歡迎的隆重程度還是令不少到場的其他國家的外交官十分羨慕。
車站的歡迎儀式結束后，王稼祥在蘇聯(lián)外交部禮賓官的陪同下乘車前往中國駐蘇大使館。王大使下車后顧不上休息，立即主持了升國旗儀式。這旗幟向世界表明，新中國已經(jīng)走上國際舞臺。11月3日，王稼祥將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簽署、周恩來外長副署的國書呈遞給蘇聯(lián)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什維爾尼克。從這一刻’起，新中國第一位駐外使節(jié)開始正式履行他的職責。
站穩(wěn)腳跟：第一次建交高潮
世界各國對新中國的態(tài)度有所不同，因此在與之建交問題上我們也采取區(qū)別對待的方針。對于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沒有經(jīng)過談判就與之建立了外交關系。新中國一成立，各社會主義國家對新中國都采取了鮮明的熱情支持的態(tài)度，因此，中國同它們建立新的外交關系，不需要經(jīng)過談判的過程。
繼蘇聯(lián)之后，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捷克斯洛伐克、波蘭、蒙古、阿爾巴尼亞和越南民主共和國也相繼承認新中國并互派大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成立于10月7日，在新中國誕生之后，周恩來外長于10月25日致電民主德國外長，通知中國決定同民主德國建立外交關系并派遣大使銜團長。
新中國建國后，南斯拉夫也立即表示承認。但由于當時中國對南斯拉夫的情況缺乏了解，并受到歐洲各國共產(chǎn)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決議的影響，中南兩國到1955年1月才正式建交。
面對新中國，資本主義陣營中大多數(shù)國家的反應都比較謹慎。在最初給我外交部發(fā)來的回函中，大多數(shù)國家只是做出比較含混的姿態(tài)，表示愿與新政權保持非正式的接觸，靜觀局勢的進一步發(fā)展變化。而有的則想借此機會求得新政權對其原外交人員地位的承認。
根據(jù)《共同綱領》確立的外交思想，我們同民族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原則上是先談判后建交。中央人民政府決定凡外國與我建立外交關系，必須滿足我方三個先決條件：必須先斷絕同國民黨殘余勢力的“外交關系”；在聯(lián)合國中支持恢復中國的合法席位；把現(xiàn)在該國領域內的屬于中國所有的財產(chǎn)及其處置權完全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緬甸是第一個明確表示承認新中國并希望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資本主義國家。因此，中緬建交談判就成了上述原則的首次應用。1949年12月16日，緬甸外長伊·蒙電告周恩來外長，緬甸聯(lián)邦政府“決定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并期望外交關系之建立與使節(jié)之互換”。12月18日和21日周恩來致伊·蒙的復電表示：“在貴國政府與中國國民黨反動派殘余斷絕外交關系之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愿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緬甸聯(lián)邦之間的外交關系，并望貴國政府派遣代表前來北京就此問題進行談判�！�
1950年1月18日，緬甸新任外長藻昆卓電告周恩來外長：“緬甸聲明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日，國民黨駐仰光大使已獲得與他們斷絕關系的通知，因此他們的大使館即告關閉，隨著第二天臺北國民黨外交部證實外交關系的完全斷絕�！辈⒏妫壕挼樵�駐南京大使館一秘吳辟將以臨時代辦身份同中國進行建交談判。
4月29日，吳辟同章漢夫副部長在北京開始談判。在談判中，中方提出緬甸政府對前國民黨政府留在緬甸的各種機構以及應屬于中國的一切財產(chǎn)采取何種態(tài)度，請緬方明確告知。緬方答復：第一，除前中國大使館外，緬甸政府從未承認過任何國民黨機構。緬甸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后，隨即撤銷對前中國大使館之承認，館員被認為是普通僑民。第二，中國在緬甸的任何財產(chǎn)和資金將被認為已轉屬他們所承認的政府。中方對緬方答復表示滿意。接著就交換使節(jié)進行磋商，中方提名姚仲明為中國首任駐緬大使，緬方提名原駐南京大使吳敏登為首任駐華大使，雙方同意。雙方商定于6月8日建交，談判順利結束。
在緬甸之后，新中國與巴基斯坦、瑞典、丹麥、瑞士等國的建交談判也沒有出現(xiàn)什么大問題，比較順利地完成了相關程序。經(jīng)歷這一波建交高潮后，新中國在國際上徹底站穩(wěn)了腳跟。 新中國民間外交思想的發(fā)展及其淵源 【摘要】新中國的民間外交思想主要包括毛澤東與周恩來的人民外交和“以民促官”思想、鄧小平的“民間外交為經(jīng)濟建設服務”思想、新時期的“人文外交”與“構建和諧世界”思想等。新中國民間外交的思想主要淵源于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人民群眾是創(chuàng)造世界歷史動力的思想、中國共產(chǎn)黨長期的革命斗爭經(jīng)驗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
【關鍵詞】新中國 民間外交 以民促官 經(jīng)濟 和諧 思想淵源
在我國，外交活動的形式并不局限于政府外交，為了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民間外交也是我國的一種重要外交形式與途徑。歷代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人非常重視民間外交，并立足于中國的具體國情，緊扣世界形勢的變化，適時提出各具特色的民間外交思想，大致可分為以下三個時期。
毛澤東、周恩來的人民外交和“以民促官”思想
新中國成立初期，由于世界格局的影響，我國想要與其他國家建立外交關系的活動空間非常小，民間外交配合政府外交的主要任務是“立足”。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創(chuàng)造了“人民外交”這種全新的外交形式，主要方針是“民間先行，以民促官”。人民外交戰(zhàn)略思想的精髓就是“著眼于人民”，“寄希望于人民”，團結世界人民的力量，建立統(tǒng)一的反帝國主義侵略陣線，為真正和平、平等的國際環(huán)境創(chuàng)建而努力。依靠世界人民的力量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zhàn)爭政策，建立最廣泛的國際統(tǒng)一戰(zhàn)線，爭取一個和平的國際環(huán)境。在促進國家關系發(fā)展時，不僅要考慮到政府的立場，更要爭取人民的支持。
周恩來在1952年4月30日所作的《我們的外交方針和任務》講話中闡述到：“外交是國家和國家間的關系，還是人民和人民間的關系？外交工作是以國家為對象，還是以人民為對象？我們要團結世界各國的人民，不僅兄弟國家的人民，就是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我們也要爭取。但就外交工作來說，則是以國家和國家的關系為對象的，外交是通過國家和國家的關系這個形式來進行的，但落腳點還是在影響和爭取人民，這是辯證的。這一點要搞清楚�！雹僭诙啻螌嶋H的外交活動中，周恩來不止一次指出，我國的外交活動并不局限于政府，廣大人民群眾也有進行外交活動的權利與地位。“兩國人民之間的關系，不能單靠職業(yè)外交家來進行，更多地應該依賴兩國人民直接地來進行�！雹�
正是因為認識到一個國家的政府和人民在同一個對外問題上的態(tài)度和立場可能不同，毛澤東、周恩來兩人同時認為，國際中兩國的外交活動并不一定先要由政府開始，而可以由兩國的人民群眾建立外交關系來推動兩國政府的外交關系發(fā)展。在這種外交思想下，新中國成立后就開展了全方位的“以民促官”外交活動。中日邦交關系的恢復和發(fā)展就是以民間外交為主導，通過兩國有識之士長時期的友好交往和不懈努力，“以民促官”，最終實現(xiàn)國家關系正�；�的典型案例。中美兩國的“乒乓外交”在促成尼克松總統(tǒng)1972年訪華并實現(xiàn)中美關系正�；�過程中也發(fā)揮了積極作用。此外，在“民間先行、以民促官”方針指導下，我國積極地與眾多西歐國家、阿拉伯國家以及拉美國家建立起外交關系，在民間往來的基礎上逐步同這些地區(qū)的大多數(shù)國家實現(xiàn)了關系正�；�。
隨著20世紀70年代中國國際環(huán)境的改善，有人認為民間外交已完成使命，可有可無了，今后外交工作的重點應是大力發(fā)展國家間的正式外交關系。為此，周恩來及時提出了“官民并舉”的方針，并指出開展官方外交可以為民間外交提供更為有利的方便條件，同樣，民間外交活動的力度不減，可以繼續(xù)發(fā)揮其在國家友誼建立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加深政府外加合作深度。要和老朋友繼續(xù)保持親密的關系，同時采取新的措施與途徑，去結交新的朋友。對于已建交的國家，要“通過上層的關系來接近人民群眾”③，他鼓勵那些長期以來為日中友好做出貢獻的日本老朋友為鞏固和發(fā)展中日兩國友好關系繼續(xù)努力。周恩來曾指出，民間的外交活動內容與形式要多種多樣，應涵蓋整個人民群眾體系。④他常說：“兵對兵，將對將�！备餍懈鳂I(yè)要通暢，同行同業(yè)有共同語言，交換意見是很有益處的，所以工農(nóng)青婦和各方面的專業(yè)人員都要重視對外工作。這實際上提出了開展“大外交”、“總體外交”的思想。
毛澤東、周恩來經(jīng)常會見來自亞非拉各國的民間友人，還多次出席我國民間對外友好團體舉辦的盛大群眾集會，發(fā)表了一系列在亞非拉人民中產(chǎn)生深遠影響的關于國際問題的重要聲明，如《反對美國—吳庭艷集團侵略和屠殺越南南方人民的聲明》、《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對美國武裝侵略的聲明》等，對增進中國和第三世界人民之間的理解信任、維護世界和平起到了積極作用。
鄧小平的民間外交為經(jīng)濟建設服務思想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進入對內改革、對外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的歷史時期。鄧小平在1978年之后多次指出，中國的首要任務和最大的政治是經(jīng)濟建設，各項工作（當然包括外交工作）都要服務于經(jīng)濟建設這個中心。從此，中國外交開始由“經(jīng)濟為外交服務”到“外交為經(jīng)濟服務”的轉變。
鄧小平高度重視民間外交工作。他在1984年曾經(jīng)提出，如果兩國之間的外交活動僅以政府作為主體，而忽略人民群眾在外交活動中的權力地位與作用，那么彼此的情感與友誼是不可能深厚、牢固的。⑤鄧小平提出要通過民間渠道對外開放，有助于利用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兩類資源，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chuàng)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以加快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他多次會見外國工商業(yè)人士，并促成外國企業(yè)到中國投資。我國的民間外交工作正是在鄧小平以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指導下，開始朝著為經(jīng)濟建設服務的軌道前進，并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
改革開放之前，受階級斗爭和國際統(tǒng)一戰(zhàn)線思維的制約，我國民間外交受到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論敵友的制約，在較長一段時期內與一些在意識形態(tài)上有分歧的國家?guī)缀鯖]有什么民間往來，甚至在外交實踐中“以蘇劃線”，大大影響了民間外交工作的開展。在我國改革開放的帶動與影響下，整個世界格局與國際形勢都出現(xiàn)了巨大改變，民間外交得到了超越意識形態(tài)的大范圍進步，成為新時期的新特點。在對外交活動的基本要求與標準上，鄧小平認為不應參加任何國際利益集團，而要與各國都建立外交往來關系。在考慮國家關系時，“不去計較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的差異”，而要“著眼于自身長遠的戰(zhàn)略利益”。鄧小平還提出判斷改革開放得失的“三個有利于”標準，根據(jù)這個標準，但凡有助于中國現(xiàn)代化建設、社會穩(wěn)定發(fā)展和維護世界和平的力量、對象、形式和內容，都是中國外交活動的指向。正是在鄧小平思想指導下，中國對外交流與合作的障礙得以消除，使民間外交的作用意義得到進一步的發(fā)揮。自20世紀80年代起，我國民間外交在世界各地拓展了交友的新渠道，形成了交往對象包括發(fā)達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發(fā)展中國家和國際組織等在內的全方位格局。鄧小平十分重視外國友人在發(fā)展我國對外關系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分別接見了包括日美等國在內的眾多國家的民間友好人士。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為打破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制裁，鄧小平對來訪的在各國在野政治家和實業(yè)界人士做了大量工作，在會見日中友好議員聯(lián)盟會長伊東正義、坦桑尼亞前總統(tǒng)尼雷爾、美國前總統(tǒng)尼克松等人士時，耐心地向他們說明中國必須保持穩(wěn)定的道理和中國政治風波的真相，嚴正聲明中國不容許任何國家干涉中國內政，中國堅持改革開放的立場，這對于沖破西方制裁和穩(wěn)定我國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收到了明顯效果。
新時期開展公眾外交與人文外交、構建“和諧世界”思想
冷戰(zhàn)結束后，國際形勢和中國外交的任務都發(fā)生了新變化，先后以江澤民、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繼承、發(fā)展并豐富了中國特色的民間外交思想，提出“以人為本”、開展“公眾外交”、“人文外交”、構建“和諧世界”等思想，既體現(xiàn)了與時俱進的創(chuàng)新性，又體現(xiàn)了新中國民間外交思想不可分割的連續(xù)性。
2000年，江澤民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立黨為公、執(zhí)政為民”成為各政府部門的核心理念。2003年10月，在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上，胡錦濤正式提出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fā)展觀。2004年3月，中國外長李肇星提出新時期的中國外交要貫徹“以人為本、執(zhí)政為民”宗旨。這反映出中國外交理念的進步，并“意味著中國外交哲學從維護整體利益的國家中心主義到關切公民個體權益的轉變”⑥。2004年3月19日，外交部在新聞司成立公眾外交處，目的在于通過加強外交部門與公眾之間互動來引導并爭取公眾對本國外交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公眾外交的宗旨主要包括兩方面：其一，外交為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務，為經(jīng)濟建設服務；其二，人民是外交的基石和后盾。公眾外交強調“主體參與性”，即在一個日益民主化和開放的世界中，建立公民利益表達和政策參與的常態(tài)機制，要求外交政策過程逐漸透明，使普通民眾了解外交的基本運作和政策重點，真正成為外交工作的基礎和后盾。
以2008年北京奧運會為契機，楊潔篪外長提出了要加強與各個國家的人文外交，從本質上增進與世界各國之間的了解。⑦從此，人文外交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人文外交是民間外交在新時期的繼承和發(fā)展，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人文外交的基本思路與理念，是突出人的作用價值，它結合了文化外交與民間外交這兩者的思想精髓。從外交主體來看，“人文外交”注重發(fā)揮社會的主動性和潛力，強調非官方的社會和民間力量的參與。從具體方式來分析，人文外交所關注的內容涵蓋與人民群眾生活相關的各領域，使當代中國外交具有廣泛性和普遍性。從外交目的來看，開展“人文外交”意在傳播中華優(yōu)秀文化，并促使世界更加了解中國，中國更深入地融入世界。從外交理念來看，它既有中華文化的個性化內涵，又包含“以人為本”的普世性價值。⑧
“人文外交”與“和諧世界”的外交理念一脈相承。2005年9月15日，胡錦濤向全世界正式提出了建設和諧世界的思想理念與主張。和諧世界理論在本質上是重視民間外交的，正所謂“以和邦國，以統(tǒng)百官，以諧萬民”。萬物和諧，貴在人和。和諧社會的核心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和諧世界的核心是世界人民之間的和諧。人類認同的最高層次是人類一家，這需要相互間認同一個共同的價值觀念。從這個意義上說，較之官方外交，民間交流更容易為各國達成國際秩序與利益的共識提供平臺。
新中國民間外交思想產(chǎn)生的淵源
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人民觀。根據(jù)中國人民長期革命斗爭的經(jīng)驗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毛澤東提出人民群眾是創(chuàng)造世界歷史的根本動力的論斷。他反復強調：“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寶貴的�！雹崞渲邪�含人民群眾在外交、國際戰(zhàn)線和戰(zhàn)爭中的決定作用。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始終把“人”和“人民”置于內外政策的核心地位，他提出“三個有利于”標準，落腳點就是“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鄧小平把“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作為黨的各項工作的出發(fā)點和歸宿，發(fā)展和深化了無產(chǎn)階級人民觀。在新世紀，江澤民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胡錦濤提出了“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執(zhí)政新理念和“以人為本”為核心的科學發(fā)展觀，賦予了馬克思主義“人民觀”新的時代內涵。在新中國幾代領導人堅持并發(fā)展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人民觀”的指導下，我國外交活動的思想理念始終扎根人民群眾；在實踐中重視發(fā)展民間外交，體現(xiàn)出“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也是外交的主人”、“外交為人民，外交依靠人民”的“以人為本”外交思想。
中國革命斗爭的實踐經(jīng)驗。中國共產(chǎn)黨人是在革命過程中逐漸積累起自己最初的外交經(jīng)驗的。中國共產(chǎn)黨取得革命勝利三大法寶之中的群眾路線、統(tǒng)一戰(zhàn)線理論對新中國的民間外交思想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群眾路線在外交領域的具體運用，就是堅持外交要依靠群眾，人民群眾作為外交實踐的主體，一切問題的解決，必須依靠人民的力量。國與國之間的友好關系，也只有建立在人民利益的基礎上，才能夠持久。中國共產(chǎn)黨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基本方針是：發(fā)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在統(tǒng)一戰(zhàn)線思想指導下，我國民間外交工作的基本原則是：廣交朋友，爭取聯(lián)合與團結一切可以聯(lián)合與團結的力量，以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擊最主要的對手；把各國的統(tǒng)治階級同他們的人民相區(qū)別，通過民間外交努力發(fā)展同各國人民的友誼；重視對廣大發(fā)展中國家開展民間外交工作等。
中華民族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從古代起就重視和發(fā)展同世界人民的友好交往。源遠流長的五千年文明史積淀了光輝燦爛的優(yōu)秀文化，對開展民間外交工作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中國古代文化思想對民間外交的影響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民本思想。古代思想家的“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等思想，均反映了“民本、民貴、愛民、重民、利民、順民”等帶有普遍意義的價值，至今仍有借鑒之效。例如，新中國的“以人為本”外交思想就是對古代民本思想的傳承和超越；二是“和合”文化。中國傳統(tǒng)文化歷來注重“和合”思想，強調“禮之用，和為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主張在處理不同文明、不同國家之間的關系上，“禮尚往來”、“求同存異”、“協(xié)和萬邦”。民間外交體現(xiàn)了“和合”文化的精髓。“和合”的精神，是承認、尊重、圓融；“和合”的途徑，是溝通理解、和睦相處、共生共長；“和合”的佳境，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實現(xiàn)“和諧世界”。
（作者為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法政學院副教授）
【注釋】
①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周恩來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8頁。
②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編：《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1949～1975）》，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年，第212頁。
③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543頁。
④王泰平主編：《鄧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論文集》，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第179頁。
⑤李小林：“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擁抱世界—改革開放以來的民間外交”，《求是》，2009年第4期，第55頁。
⑥金燦榮、劉世強：“論以人為本的中國外交思想”，《外交評論》，2009年第5期，第30頁。
⑦楊潔篪：“奧運后的中國外交”，《學習時報》，2008年10月6日。
⑧金正昆，唐妮娜：“當代中國外交的新路徑：‘人文外交’初探”，《教學與研究》，2009年第8期，第35頁。
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chǎn)”，《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90頁。
責編/許國榮（實習）

  本文關鍵詞：新國際主義與中國軟實力外交，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