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孫二人是因為援立大功才被贈以光祿大夫尊號的，⑤且此時光祿大夫似只有此二位。我們可以從下面的史料進一步確證:

　　"(正始九年)四月，光祿大夫徐邀為司空，回辭不受。"⑥一一〈三國志志·魏志·三少帝紀(jì)》

　　"(徐邀)正始元年，還為大司農(nóng)。遷為司隸校尉，百察敬憚之。公事去官。后為光祿大夫，數(shù)歲即拜司空，邀嘆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恭之哉?'遂固辭不受。

　　嘉平元年，年七十八，以大夫莞于家，用公禮葬，溢日穆侯。"一一《三國志·魏志·徐邀傳》:

　　徐邀本傳言"數(shù)歲即拜司空"可見其任光祿大夫時間并不長�？紕⒎拧�孫資正始六年(公元245年)卸光祿大夫職，徐遙自由光祿大夫轉(zhuǎn)司空在，似可認(rèn)為徐邀在劉放、孫資去職后接任此職，并于正始九年轉(zhuǎn)司空，而與"數(shù)歲即拜司空"一語相契。如此可基本認(rèn)定，在正始六年劉孫二人轉(zhuǎn)職之后，魏帝方以光祿大夫一職授以他人。這樣說來，孫笆、鄭沖拜官光祿大夫至早在正始六年八月葵巳劉孫二人去職以后，換言之，《集解》獻書應(yīng)不早于此時。

　　劉汝霖《漢晉學(xué)術(shù)編年》也是從官制升礎(chǔ)考證《集解》成書時間的，在《正始六年條》他說:

　　"按《論語序解》與晏共上此書者y有光祿大夫鄭沖侍中茍額等四人。考《晉書·鄭沖傳}:‘大將軍曹爽引為從事中郎，轉(zhuǎn)散騎常侍、光祿勛。'(茍額傳}:‘宣帝輔政，見額奇之，攫為散騎侍郎，累遷待中。'可知沖之為光祿大夫，額之為侍中，必不在正始初年。敘中又言及太常王肅�？济C于正始中為侍郎，坐廟事兔，后為光祿勛。其免太常之年雖不見于《魏志}，然《齊王紀(jì)》稱是年高柔由太常為司空。《高柔傳》稱柔為太常僅旬日。則太常一職之變動，必在是年。晏等之上此書，至晚亦必在此年。故志之于此。"⑦劉汝霖的起點無疑是很好的，但筆者認(rèn)為他的結(jié)論卻是大誤，他誤就誤在認(rèn)為正始六年高柔所代之太常為王肅。

　　"正始元年，出為廣平太守。公事徽還，拜議郎。頃之，為侍中，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quán)，任用何晏、鄧國昌等。肅與太尉蔣濟、司農(nóng)桓范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即弘恭、石顯之屬，復(fù)稱說邪!'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dāng)共慎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免。后為光祿勛。 "一一《三國志·魏志·王肅傳》

　　"(黃初)四年，遷為廷尉。……在官二十三年，轉(zhuǎn)為太常，旬日遷司空，后徙司徒。"一一《三國志·魏志·高柔傳》

　　從這些資料我們的確看不出劉汝霖觀點的破綻。高柔黃初四年(公元233年)為廷尉，在官二十三年，轉(zhuǎn)為太常，則正在正始六年。但《三國志·魏志·三少帝紀(jì)》"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車駕渴高平陵"句下裴松之引《孔衍漢魏春秋》曰"詔使太常王肅冊命太傅為莖相，增邑萬戶，群臣奏事不得稱名，如漢霍光故事。"則此時王肅仍為太常。則高柔所代者非其明也，事實應(yīng)當(dāng)與劉汝霖的觀點相反一一正始六年，乃王肅代高柔為太常，高柔所代者實為他人。

　　高柔以太常遷司空在正始六年八月T卵，劉放、孫資去光祿大夫職在八月葵巳，則王肅為太常必在八月丁卵旬日以后，孫邑、鄭沖為光祿大夫必在八月葵巳之后。葵巴在丁卵后二十三日，如此，《論語集解》成書進獻最早可能的時間為正始六年(公元246年)葵巳。孫笆、鄭沖、茍額三人去官的具體時間史書并無確切記載，但何晏、曹毒草二人在任上因嘉平元年正月的高平陵事件被殺是確實的，那么《集解》成書進獻齊王芳的下限應(yīng)為正始九年(公元248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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