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古代文論中，最早提出“性靈”一詞的，是劉勰。其將人與天、地并列稱為“三才”，認為人作為“有心之器”和自然界的“無識之物”之不同，在于人乃“性靈”所鐘。“性靈”即“人之心”，它是天地問靈氣凝聚而成，“人文”乃“心之文”，亦即“性靈之文”，它不僅是思維的樞紐，而且也是情感的淵藪。可見，劉氏所言之“性靈”，是指人的思想和感情。自劉氏之后，鐘嶸、顏之推、楊萬里等依次提到過“性靈”，其義亦大體在于情感和思想兩個方面。到了明清時代，“公安三袁”和袁枚等則將“性靈”作為文藝上反道學、反傳統(tǒng)、反復古，主張個性解放的基本理論武器，理解為“性情”的同義語，強調一種自然的、真實的本性、情感、個性等。

　　到了近代，吳曾祺在《涵芬樓文談·儲才》篇中提出“鑒別主于識見，驅使恃乎筆力，剪裁賴乎意匠，變化本乎性靈”的理論。”他認為，“性靈”與“識見”、“筆力”、“意匠”四者是缺一不可的整體。其中，后三者指作家經過后天時間學習和鍛煉所具備的修養(yǎng)和才能，而前者即“性靈”則是指作家的一種先天的、本性的稟賦，其本義亦傾向于“性情”。但吳氏并未局限于“性情”本身，而是著眼于更高、更廣闊的范疇，依據“變化”之意，大體包括三方面內涵：一為“氣”。“氣”乃性靈之本，就像水之源，山之脈一樣；二為“情”�？傆幸环N文章，必須要作者融入其真實深厚的感情，否則無法為文。但感情一旦融入，寫出的文章往往不用修飾便自然精致，可謂是“天下之至文”；三為“機”。“機”者，靈感也。靈感來臨之時，作者及時應之，文章便有自然天成之美。依據吳氏之意，“情”、“氣”、“機”，皆屬于作家先天稟性與才能之“性靈”范疇，雖無具體的形態(tài)，卻真實存在并對于文章創(chuàng)作往往起著“才”、“學”、“力”所難及的“變化”之妙用。

　　一、切情說“情”，指作家的思想感情。吳氏專設《切情》篇，開篇即突出“情”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重要作用進而提出了“切情說”，強調為文之時，當融人真摯懇切的感情。魏晉時期，文論家陸機在《文賦》篇中深入闡釋了“詩緣情”的理論。之后，“情”與“文”之間的關系，便成為我國古代文論中的一個重要論題。關于二二者關系，前人多從作品的抒情功能和來源兩方面來加以論述，因此便有了“為文而造情”和“為情而造文”兩種不同的觀點。對此，劉勰有著名的論斷，他將《詩經》和《漢賦》作比，指出，詩經的作者即“詩人”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是“為情而造文”；賦頌的作者“辭人”創(chuàng)作態(tài)度是“為文而造情”。前者是有了真摯充實的思想感情，心中郁積著怨憤，為了“以諷其上”

　　才憤而為文的，即有感有為而作文，這樣的作品內容充實，真實簡練，呈現出一種樸素自然精純之美，“要約而寫真”；后者的創(chuàng)作則是為了賣弄才華，沽名釣譽，而矯揉造作去為文，沒有真實的感情可言，是為了作文而作文，這種作品只是以華麗辭藻來掩飾內容的空虛，筆耕文化傳播，必然會“淫麗而煩濫”，“繁采寡情”，令人“味之必厭”。顯然，劉勰是主張“為情而造文”，而反對“為文而造情”的，這充分體現出其對文學的真實感情和思想內容的重視，其思想不僅有力地批判了六朝時期的浮糜文風，而且對后世文學創(chuàng)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贄“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為文也”的論述，便是對劉勰思想的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