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軍    炎陵縣礦業(yè)開發(fā)公司

摘要：經濟增長率應當多高才算適度，這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本文對我國宏觀經濟增長速度適度性爭論進行了梳理，并在分析了影響因素的基礎上，提出了我國宏觀經濟增長速度適度性選擇的路徑。

關鍵詞：宏觀經濟 增長速度 適度性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取得了巨大成績，目前我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有專家預測，到2020年，我國經濟總量甚至可以超過美國。2012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我國GDP預期增長目標是7.5％，這個目標是8年來我國GDP增長目標首次低于8％，表明黨中央已經對宏觀經濟發(fā)展速度進行了重大調整，即發(fā)展不能一味盯著GDP數字，要更加平衡協(xié)調。經濟增長率應當多高才算適度，這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如果經濟增長速度過快，超過了國民經濟的承受能力，就會造成經濟生活的緊張和紊亂，導致國民經濟的比例失調，最終速度將被迫下降。經濟增速過慢，又無法解決人民生活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因此必須促進經濟保持一種穩(wěn)定的快速增長。我們下面對我國宏觀經濟增長速度適度性進行一般性分析。

一、我國宏觀經濟增長速度適度性爭論的梳理

經濟增長高低事關一國在長期內的強弱興衰，是宏觀經濟學研究四大基本問題中的首要問題，因此，引起了國內理論界和實務界研究的廣泛興趣。

1．中國繼續(xù)保持高速經濟增長，對于整個經濟發(fā)展至關重要

這種觀點人為，只有維持長期持續(xù)的高速經濟增長，中國才可能完成由大國向強國的轉變；另一方面，如果沒有高經濟增長率，中國經濟潛在的生產率就不會得到充分利用，且就業(yè)等一系列問題就沒法得到解決，這將會給中國經濟和社會帶來很大的困難。林毅夫認為，只有維持相對高的經濟增長率，才有可能創(chuàng)造足夠多的新增就業(yè)機會，這樣才能滿足社會就業(yè)的需要。根據相關測算，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可以新增大約110萬個就業(yè)崗位。在2006-2015年間的勞動力以1.2％～0.8％的速度增長，要實現(xiàn)相對充分就業(yè)，要求有7％左右的經濟增長率來保證。很多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經濟不能不增長，沒有增長，我們的許多問題都沒法解決。

2．堅持適度增長和穩(wěn)定增長的政策目標，才有利于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的轉變

我國許多經濟學者對中國經濟增長持謹慎態(tài)度，并進行了廣泛的研究。樊士德（2011）在最近的研究中指出，2010年“十二五”規(guī)劃建議中為何淡化GDP增速？為什么在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2009年中國經濟要“保8”，而不是6％，或者7. 8％，或者9％呢？2006年所擬定的2007年經濟增長率為8％，2008年為2009年即金融危機所定的“保增長”即保8％的增長率。作者對于兩個同樣的8％提出了質疑。近年來，中國經濟要維持長期經濟增長也開始呈現(xiàn)出較大的現(xiàn)實困難。有許多學者認為中國經濟增長己經呈現(xiàn)出多方面的制約特征，現(xiàn)實難度體現(xiàn)在原有支柱產業(yè)難以支撐繼續(xù)高速增長，需要結構調整升級；體制因素抑制經濟增長，如金融體系的不穩(wěn)定性、收入差距拉大、外資大規(guī)模流進流出等等。在“十一五”期間粗放式經濟擴張已經走到了盡頭，亟待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二、我國宏觀經濟增長速度的影響因素

多年來，我們在經濟增長率選擇的操作中，主要以上年經濟增長的實際結果作為基數，再參考實際執(zhí)行中的狀況加以調整，但如何進行調整基本上是由政府作出判斷。政府判斷大體上受以下幾方面因素的影響：

1．上年實績對政府的影響

在采用經驗法選擇經濟增長率時，首先影響政府思考的是上年的實績即基數。由于在判斷上年實績時通常都認為還有潛力可挖，這就有可能助長快了還要求加快的傾向。把上年實績作為基數再加挖潛這種計劃方法，是層層作為任務下達的，這就很難避免層層加碼的傾向，也很難避免產生鞭打快牛的“棘輪效應”。當一級又一級被壓上超過上年實績的擔子時，由于經濟增長率是一種產出指標，而投入產出關系可以有多種不同的組合，所以強調產出增長速度卻不考察投入狀況時，便會助長爭投資、上項目保證產出的傾向，使得社會總需求的膨脹難以抑制。

2．運行狀況對政府的影響

在對上年實績進行判斷時，主要的參照系是經濟運行的松緊，出現(xiàn)過分緊張有可能降低下年經濟增長率，而相對寬松則可能鼓勵提高下年增長率。但運行狀況也有可能出現(xiàn)某種假象，例如凍結某些商品價格有可能制造通貨膨脹率不高的假象，物資超儲積壓常常發(fā)生在物資供應緊張、供需缺口拉大的時候，這些假象有可能誘導政府作出樂觀的判斷。再加上政府早已習慣于經濟運行的緊張，認為雖然緊張也終于實現(xiàn)了高的經濟增長率，這就很不容易下決心把速度降下來。

3．產業(yè)結構對政府判斷的影響。

一個產業(yè)結構比較合理的環(huán)境，有可能鼓勵政府作出在上年實績基礎上加快發(fā)展的判斷；反之，結構劣化往往能促使政府下決心進行調整。應該指出，產業(yè)結構得到調整往往是一個經濟周期從低谷走向回升的重要條件，這有我國幾次經濟調整的經驗可資證明。但政府有時候也會傾向于一面維持高增長率，一面進行結構調整，不承認在總量失衡時難以把經濟結構調整合理，這樣就會受上年實績的約束而不去減緩增長速度。

三、我國宏觀經濟增長速度適度性選擇的路徑

從長期看，穩(wěn)定的經濟增長速度實際上將會是最高的速度。所以，適度增長不是追求短期突進的高速度，而是追求長期的、確有實效的高速度。選擇合適的經濟增長速度對于各級政府來講就非常重要了。

1．平衡投資與消費

相對而言，最終消費，特別是與國民經濟增長關系更為密切的居民消費支出長久以來占GDP的比重都較低，雖然改革開放后這種情況有所好轉，但若想發(fā)揮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必須更加重視對消費的刺激，平衡投資和消費之間的關系。

要平衡投資與消費之間的關系，一是要調整投資的所有制結構，要積極采用針對政府主導的公共投資與市場主導的私人投資的調控機制，糾正各級地方政府追求績效的盲目投，減緩劇烈的經濟波動，確保宏觀調控的有效性。二是重視消費的增加，，尤其是居民消費的增加。提高居民購買力是增加居民消費的前提，而購買力水平與收入分配和物價水平息息相關。因此，政府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利用諸如轉移支付、減稅、社保和醫(yī)保等各種手段，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購買力；要大力發(fā)展金融市場，促進消費信貸和金融創(chuàng)新，降低居民的流動性約束，也是對適度增長率作出選擇的重要依據。

2．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有效結合，繼續(xù)深化改革

就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而言，想要保證經濟的適度增長，必須將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同深化改革結合起來，并且根據它們各自的特點進行具體的規(guī)劃。為了能夠使財政和貨幣政策真正起到其該有的作用，應該堅定不移的深化改革，在能源、房地產等與政策關聯(lián)密切的行業(yè)和領域取得突破。此外，最近出臺的醫(yī)療、社保和教育等領域的改革，雖然具有利民生的初衷，但實施起來往往面臨著種種困難，這些困難最終都與財政收支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也就是說，如果不能把財政政策與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相適應，對中長期的政策進行全面的考量，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政策為改革服務，改革又從根本上為政策的實現(xiàn)提供動力，只有將兩者的關系妥善處理，中國經濟增長和社會發(fā)展才可以進入一個良性的循環(huán)。

3．平衡進出口，適當降低對外貿易依存度

進出口對中國經濟波動的影響是顯著的，尤其是加入WTO以來，出口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明顯加大。而目前中國的出口受到全球經濟危機的引起的外需下降的影響，未來的周期可能出現(xiàn)更為劇烈的波動。為避免其對中國經濟增長造成巨大沖擊，中國必須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大力拉動內需，調整貿易結構，使對外貿易與GDP保持適度的平衡增長。而平衡進出口，適當降低對外貿易依存度，可以減少外部經濟不利因素向國內傳導的力度，從而促進中國經濟繼續(xù)保持平穩(wěn)、適度發(fā)展。

4．從社會全面發(fā)展的戰(zhàn)略高度來考慮

要避免出現(xiàn)有損于社會全面發(fā)展的現(xiàn)象，當出現(xiàn)教育滯后、分配不公、掠奪資源、破壞生態(tài)等現(xiàn)象時，寧肯讓經濟增長速度慢些，也要盡力制止這種壞現(xiàn)象，盡量避免出現(xiàn)“惡性增長”。現(xiàn)在我國所患的病癥，是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經濟高增長上，把高增長中所出現(xiàn)的問題都留到經濟發(fā)達以后再去解決，有可能把小病拖成大病，使小洞變成大洞。這就需要把社會全面協(xié)調發(fā)展作為目標，需要為此而控制經濟增長。顯然，從社會全面發(fā)展角度考慮，要比從國民收入積累和消費分配比例考慮的角度要寬廣，對適度經濟增長率的要求應該更緊、更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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