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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貿易抑或貿易保護——國際貿易的經濟增長效應再考察（中）

2011-1-20

    Yanikkaya（2003）將這些開放度表征方法分為五大類型：（1）貿易占GDP比重；（2）貿易壁壘相關指標，如平均關稅率、出口關稅、非關稅壁壘等；（3）雙邊支付協(xié)定；（4）匯率；（5）貿易政策傾向指數(shù)。

　　第一類以貿易占GDP比重為解釋變量的分析模型，為有效解決內生性問題，往往使用工具變量法，引入的工具變量包括國家的地理位置、人口密度等。Frankel和Romer（1999）的研究認為，相較Ⅳ估計，傳統(tǒng)的OLS估計低估了貿易占GDP比重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但也有學者研究表明，如果依據(jù)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引入其他導致技術進步的制度因素（如專利權制度等），則貿易占比將與經濟增長變得不相關（Rodfik，2003）。

　　第二類以貿易壁壘相關指標為解釋變量的分析模型所得出的結論存在很大的差異。部分研究如Harrison（1996）、Edwards（1998）研究證明關稅率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強烈的負相關關系。而其他一些研究如Clemens和Williamson（2001）則顯示這種關系其實并不很顯著。事實上，根據(jù)上文對開發(fā)程度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的理論溯源可以看到，開放程度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可能并不是一個單向的線性關系，而是有條件相關。

　　第三類以雙邊支付協(xié)定為解釋變量的分析模型所得出的結論也是比較模糊的。雙邊支付協(xié)定在設計之初確實是以提高貿易自由化程度為目的，但是到后期其涵義和影響已經泛化，很難找到嚴格的實證證據(jù)來支持。

　　第四類以匯率指標為解釋變量的分析模型，最常用的指標就是黑市貼水（black market premium）。有研究證明，黑市貼水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Harrison，1996；Edwards，1998），但是近期越來越多的學者批評這一指標背后的影響因素很多，如一國的通脹水平、腐敗機制、金融服務等等，不能將之作為貿易壁壘的一個代理變量。

　　最后，第五類構造的貿易政策傾向指數(shù)同樣存在很多的不確定性。例如這些指數(shù)在構造過程中，必然涉及到對于開放程度的理解，而各個表征開放程度的變量之間可能存在內在的邏輯關系，也可能受到共同的政策因素的影響，由此所構造出來的傾向性指數(shù)確實可能有著很高的“傾向性”，極有可能無法真實、準確描述一國經濟實際對外開放的程度。

　　90年代后期以來學者們開始逐漸認識到國際貿易的經濟增長效應這一命題背后的復雜性，嘗試通過建立更為復雜的計量經濟模型以檢驗其真實性。Edwards（1993）在其綜述研究當中基本否定了此前所作的大量實證研究，他認為，此前的絕大部分研究都沒有很好解決內生性和開放程度的度量問題，由于主要側重于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這些研究沒有系統(tǒng)考慮到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對新貿易理論的修正，使得回歸分析的結果不具有可靠性。Rodriguez和Rodfik（2000）進一步比較分析了Edwards（1993）之后代表性實證研究，認為大量的關于開放程度與經濟增長相關性的研究都無法避免所選擇的工具變量是某些政策因素的代理變量或者至少對這些政策變量的變化很敏感，而這些政策因素與經濟增長之間又有著很強的相關關系，這些研究的可靠性因此而大大減弱。國際貿易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仍然是一個開放性的問題，開放程度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很可能是有條件相關關系：經濟體的不同規(guī)模、不同的發(fā)展階段、不同的比較優(yōu)勢都可能使這一關系發(fā)生改變。

    三、國際貿易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多國跨期面板數(shù)據(jù)分析

　　盡管理論界對于國際貿易的經濟增長效應還存在著諸多爭議，現(xiàn)實經濟世界仍然在朝著國際貿易持續(xù)擴張的方向發(fā)展。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使得世界范圍內國際貿易占GDP的比重從1970年的20.4%上升到了2005年的49.3%。然而這種增長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國家中是極不均衡的，這就提示我們現(xiàn)實經濟運行中，國際貿易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很可能確實與經濟發(fā)展階段是密切相關的，這種條件相關有必要予以進一步的深入研究。本文選擇全球86個國家1960-2006年期間的面板數(shù)據(jù)為對象，考察貿易占GDP比重與GDP增速之間的關系。

　　1.貿易占比與經濟增長的一般關系——全球面板數(shù)據(jù)的2SLS估計

　　貿易占比對于人均GDP增速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根據(jù)世界銀行《世界發(fā)展指數(shù)（WDI）》數(shù)據(jù)庫提供的數(shù)據(jù)，我們對全球86個國家1960年到2006年間“人均GDP水平”與“商品貿易額占GDP比重”這兩個指標的面板數(shù)據(jù)進行了估計。由于進出口貿易額本身便是GDP總量的一部分，且經濟增長會導致進出口總量的增加，因此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存在嚴重的內生性問題，影響了回歸結果的準確性。通過面板數(shù)據(jù)的格蘭杰檢驗，我們發(fā)現(xiàn)人均GDP和貿易占比之間具有雙向的因果關系，使解釋變量與殘差序列相關，這可能對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計結果的無偏性和有效性產生影響。因此，我們采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對模型進行估計。對序列平穩(wěn)性進行的單位跟檢驗表明，人均GDP序列不論是單個序列還是面板整體，都具有一個單位過程，即一階單整；而貿易占比序列則為平穩(wěn)序列。因此，我們在方程中引入了一階自回歸項，構建自回歸模型來處理因變量序列非平穩(wěn)的問題。基本回歸方程如下：

　　其中log（GDP）表示人均GDP的對數(shù)值；c為常數(shù)項；β和γ分別為貿易占比和一階自回歸項的系數(shù)；為各國不同的截距項，表示本模型不能解釋的效應；uit為擾動項。

　　由于我們的分析模型中引入了自回歸項，因此面板模型形式的設定選擇固定效應（對于隨機效應模型無法引入自回歸項）。此外，，由于面板數(shù)據(jù)在個體間存在異方差，因此選擇“Cross-section Weight”作為廣義最小二乘法的權重結構，估計結果如表1所示。全球面板數(shù)據(jù)的2SLS估計結果表明，貿易占比能夠對GDP產生較強的促進作用——貿易占比上升，會使人均GDP的增速提高。

　　2.貿易占比在不同收入水平國家中的表現(xiàn)——不同收入組別國家的GMM估計

　　為了進一步分析不同經濟發(fā)展階段下國際貿易的經濟增長效應會有怎樣的變化，我們對各個國家按照收入水平進行了分組。按照世界銀行的分類標準，我們將所有國家分為三組：低收入國家、中等收入國家和高收入（OECD）國家。這里我們采用廣義矩（GMM）估計的方法，以避免變量內生性的問題對回歸結果產生影響，設置工具變量為被解釋變量的兩階滯后。橫向比較三類國家經濟增長與貿易比重的相關系數(shù)（參見表2）可以發(fā)現(xiàn)，對于中等收入國家而言，國際貿易占比的增加對于人均GDP的拉動作用最為明顯，高收入國家次之。對于低收入國家而言，國際貿易對國內經濟的拉動作用非常微弱，引入解釋變量的一階滯后項后，系數(shù)符號發(fā)生了變化，由此可見，對低收入國家而言，人均GDP增速與國際貿易規(guī)模的相關性很不顯著。

　　3.進口出口在不同收入水平國家中的表現(xiàn)——不同收入組別國家的GMM估計

　　雖然我們證明了國際貿易對于國內經濟具有增長效應，而且這種效應對中等收入國家最為有效，但是進一步細分我們發(fā)現(xiàn)，進口額和出口額對于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同樣在不同收入層次的國家是不一樣的。在低收入國家，由于本國產業(yè)發(fā)展程度較低，因而進口會對本國生產形成替代作用，降低本國經濟增長率，但是出口則會增加本國產品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由于低收入國家的國內產業(yè)往往發(fā)展較為落后，因而出口產品以資源品、初級原材料以及簡單加工品為主，附加值低，技術含量低，所以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很有限。

　　與低收入國家相比，中等收入國家的國內產業(yè)往往正處于蓬勃發(fā)展的過程中，進口中一般會有大量的工業(yè)中間品，作為本國部門的補充，以滿足經濟發(fā)展的需要，同時由于本國居民收入不高，因此進口消費品占比較低，不會對國內的產業(yè)造成嚴重的替代。因此，在中等收入國家，進口對經濟反而具有促進作用。當然，出口對中等收入國家的經濟增長拉動作用更加明顯。國際需求的出現(xiàn)使得本國產業(yè)得以利用自身要素成本優(yōu)勢迅速發(fā)展，產能高速擴張，因此出口對經濟具有很高的拉動作用。

（未完待續(xù)）

來源：錄入    《世界經濟研究》

  本文關鍵詞：自由貿易抑或貿易保護——國際貿易的經濟增長效應再考察，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