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中浪漫主義的歷史反思，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歷史的進程往往會使一些命題的潛在內涵與真義逐漸地顯露出來。在20世紀行將終結的年代里,人類的物質功利行為與人類的生存價值意義之間的矛盾已激化到相當?shù)某潭?馬克思關于“這種共產(chǎn)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于人本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本主義,等于自然主義”[①]的歷史預見性的穿透力更令人驚醒。在此歷史語境中,我們回首顧望,悟覺18、19世紀先哲們關于人文精神與科技主義對峙的思索與探尋,將釋放出新的現(xiàn)實意義。而當我們把這一成為歷史形態(tài)的浪漫主義思潮所引發(fā)的視點,轉向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中浪漫主義的課題研究時,發(fā)現(xiàn)一些長期未解的難題將會澄明、釋解,一些新的結論也將浮現(xiàn)、萌生。

一、本質定性的偏離

1926年,梁實秋在《現(xiàn)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一文中,以一種略帶無奈的筆調寫道:“據(jù)我自己研究的結果,我覺得浪漫主義的定義不但是不可能的,而且是無益的�！币蚨�,他在文中“不講中國文學的浪漫主義,因為現(xiàn)在還在醞釀時期,在這運動里面的人自己還在莫名其妙”,他只能講“現(xiàn)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②]。梁實秋何以如此字斟句酌、謹慎忖量呢?筆者以為,從中透露出20年代中國學人對當時正在興起的“中國化”的浪漫主義文學審視、判斷時的困惑。

從20年代到本世紀末的今天,這種困惑并沒有消解。其中,最大的疑案就是: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被論定為“以浪漫主義為宗旨”的文學社團———創(chuàng)造社,其主要成員在他們公開發(fā)表的文章中,從未亮出浪漫主義的旗號,反而對浪漫主義頗有微詞,甚至批判、否定。例證如下:

1922年,郭沫若在《創(chuàng)造》季刊《編輯余談》中說:“我們這個小社,并沒有固定的組織,我們沒有章程,沒有機關,也沒有劃一的主義,我們是由幾個朋友隨意合攏來的�！盵③]這段被視為前期創(chuàng)造社“宣言”的話,明確宣布:該文學群體“沒有劃一的主義”,顯然,浪漫主義并非被規(guī)范為其群體的創(chuàng)作宗旨。

1923年,成仿吾在《寫實主義與庸俗主義》一文中論析道:“從前的浪漫的Romantic文學”,由于遠離生活與經(jīng)驗,利于幻想,故對于表現(xiàn)一種不可捕捉的東西有特別效力,但在今天,“它們是不能使我們興起熱烈的同情來的。而且一失正鵠,現(xiàn)出刀斧之痕,則弄巧反拙,賣力愈多,露丑愈甚”。因而近代以來,“為的反抗這種浪漫的文學”,興起的是另一種取材于生活,表現(xiàn)作家經(jīng)驗的“寫實文學”,它使我們從夢的王國復歸到了自己[④]。貶的是浪漫主義,褒的是寫實主義,對二者的判斷取舍,異常分明。

1926年,郭沫若在《革命與文學》一文中揭示:作為第三等級的資產(chǎn)階級抬頭之后,使社會新生出一個被壓迫的第四階級的無產(chǎn)者,“在歐洲的今日已經(jīng)達到第四階級與第三階級的斗爭時代了。浪漫主義的文學早已成為反革命的文學”[⑤]。他把浪漫主義文學推演為與無產(chǎn)階級文學對立的、政治上“反動”的文學形態(tài),對其排斥與否定已達到極限。

1927年,郁達夫在《文學概說》中論析道:“物極必反,浪漫主義的發(fā)達到了極點,就不免生出流弊來。就是空想太無羈束,熱情太是奔放,只知破壞,而不謀建設,結果弄得腳離大地,空幻絕倫。大家對此,總要感到一種不可名狀的空虛,與不能安定的惑亂。尤其有科學精神的近代人,對此要感到一種不安�！盵⑥]他準確地指出了浪漫主義的弊端。值得注意的是,郁達夫看到了浪漫主義與科學主義的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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