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文心雕龍》與中國文學的敘事傳統(tǒng)，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把《文心雕龍》與中國文學的敘事傳統(tǒng)聯(lián)系在一起，是否有點奇怪？有點勉強？有點不著邊際？總之，這個題目能成立嗎？

劉勰《文心雕龍》一書對先秦至東晉宋齊間的中國文學史（以各種文體的形成發(fā)展與代表性作家作品為經緯）作了一番梳理和研究，難道中國文學的敘事傳統(tǒng)在它里面竟會一點反映也沒有嗎？如果真的如此，那么，關于中國文學史存在著與抒情傳統(tǒng)共生互補的敘事傳統(tǒng)、兩大傳統(tǒng)相得益彰的論斷，倒確實不能成立而需要重新考慮了。本文主要從《文心雕龍》對各種文體作品的論述中發(fā)掘它有關文學敘事和敘事傳統(tǒng)的觀點。需要說明的是，這在劉勰也并非有意為之，但他的論述既從文學史事實和眾多具體作品出發(fā)，就必然客觀地對此有所反映。這是迄今為止學界尚無人特別關注和論證過卻頗有意義的，所以我們嘗試著來作一次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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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龍》開篇《原道》，從“文之為德也大矣”起筆，說到“兩儀”“三才”的關系，然后說到人“為五行之首，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1]。突出強調的是人文與人心的關系，而這正是中國文學抒情傳統(tǒng)的立足之本，是一切抒情傳統(tǒng)理論的根本出發(fā)點�！段男牡颀垺啡珪�有太多材料可用來論證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tǒng)，因為劉勰不但完全贊同，而且?guī)缀踉谌珪�貫穿著《禮記·樂記》“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以及《毛詩序》“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之類的思想，而這些正是中國文學抒情傳統(tǒng)的基本理論依據(jù)。

但是，劉勰撰寫《文心雕龍》畢竟是從中國文學實際出發(fā)的，當他面對文學史事實、面對形形色色的文章體裁和具體作品時，就會很自然地涉及中國文學的敘事問題，或者是無法回避的文學敘事問題。而這也必然要反映到他的論述之中，為我們觀察中國文學的敘事傳統(tǒng)提供許多信息和資料。

《文心雕龍·原道》篇在述及中國文學的源頭“自鳥跡代繩，文字始炳”后，馬上就提到：

炎皡遺事，紀在《三墳》，而年代渺邈，聲采靡追。

《三墳》這部傳說中的上古佚書，在劉勰描述中應該是一部記事之書，它敘述的是炎皡（炎帝、太皡，即神農、伏羲，代指三皇）時代的“遺事”。

我們追溯中國文學的敘事傳統(tǒng)，不能不從中國人的敘事思維和敘事能力講起。先民們由口頭傳承所表現(xiàn)和積累的敘事經驗和敘事才能姑且不論，，僅據(jù)劉勰所言，《三墳》既是記載炎皡遺事的（用了怎樣的文字、記了些什么事雖然并不清楚），自然可視為（或推想判斷為）上古先民的敘事之作。此書作為理想中的經典，應該顯示出先民們當時所能達到的敘事水平——此書和與之齊名且性質類同的《五典》《八索》《九丘》等雖今皆不存或被視為偽書，而且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篇中實際上是將《尚書》《春秋》作為最早史書，但他和許多古人，如深受他影響的劉知幾[2]對《三墳》之類古史的追憶和遐想，該不是空穴來風，故仍應引起我們的注意。退一步，即使從《尚書》《春秋》算起，中國文學敘事傳統(tǒng)也就夠邈遠的了。

既要探尋《文心雕龍》與中國文學敘事傳統(tǒng)的關系，查一查“事”字在《文心雕龍》各篇出現(xiàn)過多少次和它的具體用法，不失為一種方法。當然，絕非書中每次用到“事”字均與敘事有關，如《征圣》篇有“事跡貴文”、“徒事華辭”二句，即與敘事無甚關系。但《宗經》篇論到《易》“《系》稱旨遠辭近，言中事隱”，論到“《禮》以立體，據(jù)事制范”，這兩個“事”字，就都與經書的敘事有點瓜葛了。同篇還有論“《書》實記言”，論“《詩》主言志，詁訓同《書》”，和論包括《春秋》在內的五經的總體特征“根柢槃深，枝葉峻茂，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實際上就把五經與敘事聯(lián)系了起來——五經所記述的雖都是古圣當時種種事情（所謂“事近”指那些事與古圣生活時代為近），但那些事所喻指的意義卻遠至后世直到今日仍然有效，這就是劉勰強調后人著文必須宗經的理由。[3]按照劉勰的看法，五經是后代一切文章的源頭和楷模。這說法固然籠統(tǒng)牽強，紀昀就曾給予批評。[4]但由此而引出的“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之論，卻代表著中國文學批評的基本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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