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中國古代學校教育傳承與創(chuàng)新中華文化的歷史規(guī)律，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中國古代學校教育傳承與創(chuàng)新中華文化的歷史規(guī)律

栗洪武 陳磊

【論文摘要】學校教育的本質是文化育人，傳承與創(chuàng)新文化是其基本功能，也是一條重要的教育規(guī)律。中國古代的學校教育在儲才與育才的同時，日益凸顯出傳承與創(chuàng)新中華文化的歷史規(guī)律及其特征：學校儲備人才與創(chuàng)新文化，形成傳承中華文化的長效機制；學校培育人才與整理文獻，使中華文化得以保存和傳播；學校開展經學教育，促成社會主流文化的形成與確立；學校教育具有傳承與創(chuàng)新中華文化的獨特功能。認識并遵循學校教育傳承與創(chuàng)新文化的歷史規(guī)律，繼續(xù)發(fā)揮學校教育的獨特功能和作用，開辟一條能夠適應現代社會生活需要的有效途徑，是促進中華優(yōu)秀文化得到更好的保存與發(fā)展的根本保證。

【論文關鍵詞】中國古代；學校教育;傳承與創(chuàng)新；中華文化

學校教育是在生產力發(fā)展與社會分工的條件下，伴隨著文化的創(chuàng)造、積累和傳承的需要而產生，從一開始就孕育著傳承與創(chuàng)新文化的基本功能和規(guī)律，并隨著社會的不斷變革而趨向進步和卓越，成為一種不可或缺的社會實踐活動。中國古代學校教育也承載著傳承與創(chuàng)新文化的基本功能和作用，并與中華文化心心相印、相得益彰，在儲才與育才的同時，凸顯出傳承與創(chuàng)新中華文化的歷史規(guī)律及其特征。

一、上古時期學校教育開啟了培育人才與傳承文化的歷史先河

學校教育源于知識的積累、文化的創(chuàng)造以及社會的分工，開創(chuàng)了培育人才與傳承文化相結合的教育先例。關于中國上古時期學校教育的傳說，最早見于《孟子o滕文公上》："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yǎng)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1]另有文獻對這一傳說予以印證，《文王世子》篇記載："立太傅、少傅以養(yǎng)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2]鄭玄注云"養(yǎng)，猶教也。言養(yǎng)者，積浸養(yǎng)成之。"針對此種說法，清代經學大師王念孫在其所著的《廣雅疏證》中曾解釋為："'養(yǎng)國老于上庠'謂在庠中養(yǎng)老，非謂庠以養(yǎng)老名也。'州長'職云：'春秋以禮會而射于州序'謂在序中習射，非謂庠（注：庠應作序）以習射名也。《王制》：'耆老皆于庠，元日習射上功'而庠之名獨取于養(yǎng)老，何也？《文王世子》'適東序，養(yǎng)老'而序之名獨

取義于習射，何也？"由此可見，"庠序學校，皆為教學而設，養(yǎng)老、習射，偶一行之，不得專命名之義。庠訓為養(yǎng)，序訓為射，皆是教導之名，初無別異也"[3]。傳說中還有一種學校曰"成均"，《周禮o春官下》解釋其為"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玄注引"鄭司農（鄭眾）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大司樂主受此成事已調之樂"。照此解釋，則"成事已調之樂"曰"成均"。換言之，則成均的教育內容始于樂。

后人對上古時期傳說中的學校教育還有一些考證。清代紀昀主編的《歷代職官表o國子監(jiān)表》第一則按語云："謹按：太學之制，昉于五帝，鄭康成引董仲舒說謂'五帝名太學曰成均'者是也。而教胄子之官，則肇于舜之命夔。蓋五帝三王之學政，皆由樂始，故以樂官兼之。漢魏而后，博士官隸屬太常，其意實本于此。今故引冠歷代建置之首，以明原起焉"[4]。所謂"舜之命夔"，是指《尚書o堯典》記述"帝(舜）曰：夔丨命汝典樂，教胄子。"陸德明《釋文》云："胄子，國子也"。所謂"學政皆由樂始"，是指《周禮o春官下o大司樂》記載："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于瞽宗"。

《歷代職官表o國子監(jiān)表》的第二則按語對夏、商、周三代學校之制也作了系統的整理"蓋自五帝建學，名曰成均；其后虞曰庠，夏曰序，殷曰瞽宗，周人立辟雍于中，而以四代之學環(huán)建于外；南為成均，北為上庠，東為東序，西為瞽宗，是為五學。辟雍為天子承師問道及養(yǎng)老更、獻戎捷之地，雖世子齒學不得就，而四學則令國子肄業(yè)焉。此外又有門闈之學（注：蔡邕《明堂論》云：《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四郊之學（注：《禮記》所謂'虞庠在國之西郊者，皇侃謂四郊皆有之'），是為小學。故以四學對辟雍，則辟雍為太學；而以小學對四學皆為太學矣，此立學之地也"5]。另外，關于人學之人、教學之官和教學內容皆有嚴格的規(guī)定，例如："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以其父兄皆有爵列于國，則謂之國子，皆當人太學"；"于四學之中，于成均學樂德、樂舞、樂語，則以大司樂教之；于上庠學書，則以典書者教之"。 由上所述可以看到，上古時期尤其是夏、商、周三代，學校教育初步具有這樣一些特征。一是學校既是儲才之所，又是育人之地。學校養(yǎng)老，以示尊年重教，是儲備人才；老年人經驗豐富，德才兼?zhèn)洌瑸閹熡�人，是培養(yǎng)人才。二是三代之

學名稱各異、類型多樣，所學內容"皆所以明人倫"，即以傳承倫理文化為主，此乃德育之本源也。三是學校教育內容逐漸專門化，既有文化的綜合，又有文化的創(chuàng)新。如"三德"、"六藝"、"書寫"和"樂德、樂舞、樂語"等。四是尊師而重道，"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于瞽宗"。上古時尤重樂教，大司樂掌管學校教育，死了以后奉為樂祖，祭奠于瞽宗。這表示學校教育對有成就者的尊重。五是三代的文化教育為"學在官府"和"學術官守"。清代學者章學誠在《校讎通義o原道第一》對其有精要的論述："理大物博，不可殫也，圣人為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從而紀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書，故官守其書。有書斯有學，故斯傳其學。有學斯有業(yè)，故弟子習其業(yè)。官守學業(yè)，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為治，故私門無著述文字。"[6]因為，惟官有書，而民無書；惟官有器，而民無器；惟官有學，而民無學。所以，這一時期政教合一的官方及其官學承擔著傳承與創(chuàng)新文化的全部任務，而民間是不具備這方面條件的。

二、春秋以還學校教育凸顯出傳承與創(chuàng)新中華文化的歷史規(guī)律

文字的發(fā)明使人類進人了信史的大地。隨著社會的變革與發(fā)展，春秋戰(zhàn)國時期，"學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在學術流向民間的同時，私學開始出現。"有教無類"不僅是孔子為辦私學打出的響亮招牌，而且也體現了這個時代學校教育的顯著特點。這一時期，社會上辦有很多私學，除孔子之外，還有老子、墨子等人創(chuàng)辦的私學；也涌現出許多學派，號稱"九流十家"。在私學興起與百家爭鳴的盛況下，私學培育了學派，學派成就了私學，二者相得益彰、共生共存、互補發(fā)展。其中，儒、墨兩家被稱為顯學，也是影響最大的私學，僅孔子就被譽為有"弟子三千，賢者七十二"，而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更是一個有著強大生命力的學派。對此，司馬遷贊曰"孔子布衣，傳十余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圣人矣"[7]。并且，這一時期的學校教育及其學派的發(fā)展與繁榮，與社會對知識的訴求以及對人才的需求密切相關。在諸侯割據、群雄紛爭的戰(zhàn)亂環(huán)境中，"養(yǎng)士"之風盛行，誰擁有各種各樣的人才與好的治國方略，誰就能成為威震四方的霸主而成就霸業(yè)，這就為私學及其學說的發(fā)展提供了有利的社會條件。當時，孔子以及其他學者所辦學校實為民間流動大學，他們周游列國，學生同行，一邊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一邊對弟子進行言傳身教。據《史記》載"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8]。期間在齊、魯等國參與政事，最高職位

是"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9]�？梢�，這時的社會實踐為學校教育提供了用武之地，學校不僅要培養(yǎng)出有用之才，幫助諸侯王干出一番事業(yè)；而且要創(chuàng)新文化知識，擁有自己的獨到見解和主張，方能夠為執(zhí)政者進言獻策，解決社會所面臨的尖銳矛盾與緊迫問題。

秦統一六國之后，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封建的中央集權制國家，在舉國上下推行"書同文，行同倫"，這是一項重大的創(chuàng)新舉措，為文化教育的交流與傳承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漢代社會經過休養(yǎng)生息以后，在武帝時期出現了新繁榮的同時，也面臨一些亟待解決的矛盾和問題。于是，漢武帝"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后百數"進言獻策，形成著名的"對武帝策"[10]。由于董仲舒具有造詣精深的儒學思想與德高望重的學術影響，所以在對武帝策問中表現出超群的政治卓見和思想才華，博得了漢武帝的賞識。在對策中，董仲舒強調了"教化"的重要性后指出："故養(yǎng)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眾，對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愿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yǎng)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11]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公孫弘等人"興太學，以養(yǎng)士"以及"置博士弟子"的建議，于公元前124年正式辦起了太學。這是中國封建社會最早的真正意義上的大學，第一期有學員50人，由專門的博士官分經授諸生，主要專業(yè)和教學內容是儒家經學，學員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只要通過考試就可以畢業(yè)，并按成績的高低授予一定的官職。

自漢代首創(chuàng)太學以后，類似太學的高等教育機構在后來的歷朝歷代中從未間斷過。三國時，魏國于黃初五年"夏四月，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12]。"晉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及咸寧四年，武帝初立國子學，定置國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元帝末，增《儀禮》、《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為十一人。后又增為十六人，不復分掌《五經》，而謂之太學博士也。"[13]梁朝設有國學和太學，國學有祭酒一人，博士二人，助教十人，太學博士八人，又有限外博士員。天監(jiān)四年，置《五經》博士各一人。"[14]后齊時設"國子寺，掌訓教冑子。祭酒一人，亦置功曹、五官、主簿、錄事員。領博士五人，助教十人，學生七十二人；太學博士十人，助教二十人，學生二百人；四門學博士二十人，助教二十人，學生三百人"[15]。這一時期，社會雖戰(zhàn)亂動蕩，但是統治階級仍重視在太學或國學里設置《五經》專業(yè)以培養(yǎng)治術

  本文關鍵詞：中國古代學校教育傳承與創(chuàng)新中華文化的歷史規(guī)律，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