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當今政治經濟競爭日益激烈的世界秩序下,毫無疑問,中非關系是影響我們時代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而在中非關系中,中坦關系又占有重要地位。中坦關系源遠流長,早在唐朝時便有中國船只遠航坦桑尼亞沿岸,進入20世紀60年代以后,中坦兩國都面臨著反對外來干涉,鞏固新生政權和發(fā)展民族經濟的共同任務,以及支持其他國家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斗爭的任務。正是這些面臨的共同任務將兩國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將中坦關系發(fā)展成為中國對非國家關系中的一個楷模。 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國家,而坦桑尼亞作為一個擁有同等主權的國家的歷史并不太長,但兩國都堅信：如果越多數的人民過上好日子,那么這個國家的未來也就越光明。這兩個主權國家實行的一系列政治經濟措施,不管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以及稍后80年代的經濟體制改革,還是坦桑尼亞的烏賈馬運動、坦中友誼紡織廠項目以及坦贊鐵路工程,都反映了兩國一直要求變革的積極主動的態(tài)度。然而,中外的歷史學家們都只是泛泛地描述了公元1968年至1985年問中坦所采取的這些措施,并且泛泛地談了一下這些措施對當今日益激烈的政治經濟競爭有著重大的影響。因此,中坦之問這種富于成效和為人民謀福利的有益交流已經受到并將繼續(xù)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挑戰(zhàn)和質疑。 在任何狀態(tài)下,一個國家的生產必須要滿足本國人口的需求。這就為中坦人民進行思想和生產的表達與交流提供了機會。根據西方歷史學的說法,不公平競爭的無法避免和一定的生產模式之問有著明顯的相關性。而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坦桑尼亞前總統(tǒng)朱利葉斯·尼雷爾和中國國家前領導人毛澤東主席看來,只有徹底消滅了欺騙、剝削和壓迫,才有可能進行滿足人民物質需求的生產,他們都倡導在一定條件下建立一個包容性社會。兩國各種不同的政策和項目的啟動和實施都反映了政府集思廣益,尋求發(fā)展現代化生產力。這些嘗試和做法引發(fā)了相異的觀點,并導致了不同的結果；比如中坦兩國所進行的政治改革都分別被賦予了特定的含義。中坦兩國形式多樣的改革對其當代的工業(yè)發(fā)展和政體建設都有著重要的指導和借鑒意義。從單純公有制到部分承認私有制,以及向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共同的示好,這些影響都不可避免地強調了改革中的很多非建設性和建設性的模式。 本篇論文的寫作目標是回顧和總結中坦兩國在20世紀60～80年代在政治和經濟層面所進行的“對話”的過程和經驗,雖然雙方在文教衛(wèi)生也有許多交往,但因為所找到的檔案材料較少,多為別人的總結,因此待以后繼續(xù)從事中坦關系研究時再做深入的探討。本篇論文所面臨的三個重要問題是： 1、在一個特定的時間范圍內,怎樣準確地評估中坦兩國在這段時期里雙方的政策和合作項目在質和量上的影響? 2、中坦兩國普通民眾對這段時期中坦關系,尤其是對坦桑尼亞的烏賈馬運動、坦中友誼紡織廠項目和坦贊鐵路工程等重大事件的反應如何? 3、這段時期中坦關系有哪些經驗和教訓得到了普遍地認可? 由于本篇論文強調理論性,本文資料和信息的主要來源將是這個時期內的文件和論文及經歷這一時期中坦交流合作的工人、學者的證言。當需要比較論證時,還會使用到內容廣泛的具體數據資料,例如其生產狀況和銷售狀況等,還會使用先前定義好的范疇以及當下常用的一些研究方法和策略。在任何歷史研究中都是需要變換不同的歷史編纂學方法。因此,線性的以及多中心論的方法都將用于明確闡釋本篇論文的論點。除此之外,部分信息資料的直觀來源還將包括：當下媒體資源,比如報紙和雜志、行政部門的記錄、工商界和學術界的一些評論和訪談,以及相關機構中描述或記錄了這些社會經濟政策的影響的材料。其中的訪談資料為筆者在中國和坦桑尼亞的采訪所得。 本篇論文包括緒論、引言、正文和附錄四大部分。 緒論和引言部分主要敘述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目標,以及選擇中國和坦桑尼亞兩國歷史上的結合點,簡要地闡述了兩國歷史上的社會變革對現今的影響,目的是為了建立一個簡明的敘事框架,這個框架表明了存在于二者區(qū)域內的繼承至今的社會影響。在當前大多數人聽到的都是諸如“和諧”、“包容性對話”這類詞語的世界秩序中,發(fā)展的構想承擔著特定的含義。因此要對一個特定時期的歷史進行分析就需要站在當時的立場上,并且遵循一個基本的知識的產生和再產生的模式。國家意識、政治自由和實用主義成為中國二十世紀之初的道德傾向。在某種意義上,這是外源性或內源性利益能決定發(fā)展的產生和結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成為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個重要分子和擴大在新興獨立國家中的影響力是新中國對外關系的主基調。因此鑒于短期和長期的外交目標,中國政府在1954年闡述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第二年在萬隆會議上的積極表現,以及1956年中埃建交和中國大使在開羅所建立起來的意識形態(tài),其主要目的是為了影響在非洲革命斗爭的浪潮,以及推進非洲的發(fā)展。 正文由5章組成： 第一章“坦桑尼亞與中國的意識形態(tài)及實踐”,主要探究了20世紀60～80年代初中國和坦桑尼亞兩國的外交政策、兩國政府在政治和經濟上實行的重大變革,以及這些舉措在思想認識和實踐行動上帶來的挑戰(zhàn)。1961年12月9日中國與坦噶尼喀建交,1962年4月中國第一任駐坦桑尼亞大使抵達達累斯薩拉姆。1963年12月11日又與桑給巴爾建交。坦、桑聯合后,中國延續(xù)了與坦、桑的外交關系,將1964年4月26日坦、桑聯合日定為與坦桑尼亞建交日。 現代中坦關系是毛澤東、周恩來和尼雷爾等中坦兩國老一代領導人共同努力的結果。尼雷爾執(zhí)政期問(1961一1985年)曾5次訪華(1965年2月、1968年6月、1974年3月、1981年3月、1985年8月),此后又在1987、1989、1990、1991、1992、1993、1995和1997年先后8次以南方委員會主席身份訪華。中國政府總理周恩來也于1965年6月訪問了坦桑尼亞。在領導人互訪期間,雙方在經濟、貿易、文化、衛(wèi)生等領域簽訂了一些列合作協定。中國從1964年開始向坦提供各種援助,重大援建項目有坦贊鐵路、友誼紡織廠、姆巴拉利農場、基畏那煤礦和馬宏達糖廠等。從1981年開始中、坦雙方的關系轉型,有了實質性的經濟互利合作。 在中坦關系初期,作為兩個同為社會主義國家和都標榜要自力更生,雙方合作主要表現在政治與經濟方面。在60年代后期,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顯現出了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混亂以及對外交領域的挑戰(zhàn),對中坦關系也產生了影響。,在國際社會冷戰(zhàn)、國際跨國集團追求獲得物質財富的最大化以及全球政治控制加強這三大背景下,中國和坦桑尼亞在對國際問題的判斷、各自實施的社會經濟政策,既有共同點,也有差異性,中國在農村中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對坦桑尼亞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尼雷爾總統(tǒng)認為有必要起草一份政策性文件,最大限度地解決在坦桑尼亞社會日益增長的差異和分歧。在1967年發(fā)表的《阿魯沙宣言》中,尼雷爾“重申自己的基本想法,重申他們獨立的形式,主張制定具體的指導方針過渡到民主社會主義。”尼雷爾和坦噶尼喀非洲國家聯盟(TANU)為了加速國家發(fā)展,開始著手推進一項宏偉的社會經濟計劃。在遞交給烏干達人民代表大會(1968年6月7日)的一份演講稿中,尼雷爾說“1968年,某非洲國家的政府希望按照人民的愿望,積極振興該國的經濟,建設貿易、商業(yè)、制造業(yè)的組織機構�！痹谔股Ｄ醽喌缆饭こ獭④姞I、水項目、烏邦果農具廠都項目建設上,中國都給予了支持和幫助。 第二章“中坦合作與中國援助”,主要以個案形式對中坦關系進行研究,力求闡明一國政府和本國工業(yè)發(fā)展之間以及外部關系對其影響的本質,以及因此而產生的技術進步。根據“城市”和“農村”、“投資”和“援助”等詞匯的抽象定義使人際互動變得復雜。從某種角度看,城市和農村景觀變得非常鮮明,主要是受到日益增加的勞動力、他們的競爭與利益驅動大規(guī)模貿易而受到影響。坦桑尼亞有自己的發(fā)展目標,而中國是主要的資金來源和技術知識支持者,兩者都需要重新檢討并為全球壓力而進行改變。坦桑尼亞的領導人顯然理解為了實現自力更生和國家經濟的發(fā)展,某些政策措施必須到位。 這段時期,在中國的援助下,中坦經濟合作的凸出事例是友誼紡織廠、烏邦果農具廠和坦贊鐵路。坦桑尼亞友誼紡織廠位于首都達累斯薩拉姆的市郊,1965年尼雷爾總統(tǒng)訪問北京時請求中國政府援建。在中國的7000多萬元無息貸款支持下,1968年建成投產,它既是中國第一批援非項目樣板,也是中國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對外援助項目市場化改革樣板。同時,它作為坦桑尼亞曾經的五大重點國營企業(yè)之一,投產后,友誼紡織廠由當地人負責運營,中國人提供指導和技術改造,但不參與管理。但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友誼紡織廠逐漸陷入困境,瀕臨停產。 烏邦果農具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個援外農機制造工程,由南通汽車鍛壓件廠等單位組建的中國專家組負責援建,1965年開始建造,1970年建成,設計生產目標為年產墾鋤180萬把,畜力犁鏵20萬件。在設計中,中國設計人員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廣泛搜集農具制造資料,通過長時間的工藝試驗,最后采用了輥鍛和輕型環(huán)鏈浸漆紅外線烘干的生產方法,保證了質量和生產效率。后來又試制生產了砍草刀和花生脫殼機等當地亟需的產品。產品除在坦桑尼亞銷售外,還有少量出口到周邊國家。1978年這個廠的產量達到1,072噸,全年工廠盈余70萬元人民幣。工廠的主要產品墾鋤和鐵犁是坦桑尼亞政府為促進當地農業(yè)發(fā)展而大力推廣的農具,產品銷路很好,工廠盈利。1978年該廠又進行了擴建,生產能力由年產農具1000噸提高到3700噸。至1985年底累計盈利6365萬坦桑尼亞先令(約合人民幣1000萬元)。該項目1981年獲中國政府優(yōu)秀設計獎。坦桑尼亞尼雷爾總統(tǒng)等國家領導人還多次到烏本戈農具廠視察,發(fā)表談話,感謝中國的無私援助,聲稱這個農具廠的興建,符合坦桑尼亞農業(yè)發(fā)展的需要,長期以來坦桑必須依靠進口農具,而現在我們能制造犁、鋤和其他農具了,中國援建農具廠是真正的友誼,因為是幫助朋友實現自力更生。 坦贊鐵路是中非友好關系的象征,也是20世紀60～70年代中國政府最大的援外成套項目,由中國專家和工程技術人員進行勘測、考察、設計,并與坦桑尼亞、贊比亞兩國人員共同施工建造。有關坦贊鐵路的研究在中國和美國都有學者作了許多的工作,包括碩士論文、博士論文和專著,我在文中主要交待了當時中國所以要幫助修建這條貫通東非和中南非交通大干線的原因,那就是出于支持南部非洲民族解放斗爭、擴大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和帶動非洲大陸內地經濟的發(fā)展。這條連接坦桑尼亞達累斯薩拉姆港和贊比亞中部的卡皮里姆波希的鐵路,在1967年6月到9月問被簽署建造協議,由中國提供無息貸款,1966～1969年主要是進行工程前的各種測量和裝備,于1970年7月簽署正式修建防議,同年10月正式開工。大約有6.5萬人參加了鐵路建設,1976年7月全線完成。然而,隨著南部非洲形勢隨后發(fā)生的變化,葡萄牙在南部非洲殖民地的獨立和津巴布韋的獨立,這條為贊比亞、馬拉維等內陸國家提供新的出海通道的作用迅速下降,它的政治作用也不復存在。這也為這條鐵路后來出現的問題埋下了伏筆。 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坦桑尼亞和中國都發(fā)生了很大變化,“阿魯沙宣言”后開展的烏賈馬運動遇到了嚴重困難,農業(yè)生產水平下降,國家整個經濟下滑。而來自中國的援助在減少,因為中國在這段時期發(fā)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國家領導人經歷從毛澤東、華國鋒到鄧小平的時代,對坦桑尼亞的援助政策也隨著中國外交政策的調整而發(fā)生變化。 第三章主要通過對70、80年中坦關系的見證者的訪談,利用口述史料探討中坦兩國在政治、經濟領域的交流和合作。筆者在坦桑尼亞的采訪主要是在達累斯薩拉姆大學進行的,因為該校是坦桑尼亞的最高學府,集中了一批德高望重的學者,他們是這段中坦關系的見證人。采訪之一是該校歷史系教授坦比拉,他于1967年進入該校學習,先后在這里拿到了學士和碩士學位,1974年留在學校工作。他回憶了60、70年代坦桑尼亞的政治環(huán)境,特別是烏賈馬運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運動、大學里的一批激進主義者,包括后來成為烏干達總統(tǒng)的穆塞韋尼,他們的理想是解放南部非洲。中國人在20世紀60年代進入坦桑尼亞后,他們很難與當地人融合到一起,雖然他們幫助創(chuàng)辦了友誼紡織廠、烏邦戈農具廠和坦贊鐵路等,但中國人集中住在一起,即使他們外出也是一群人,有一個頭帶隊。他在1989年應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邀請首次訪問了中國,也在北京訪問了幾所大學,但因為語言問題,與中國知識分子之間很難進行深入的交換意見。他對鄧小平了解較多,知道他曾多次被打倒,后來帶領中國人民通過改革改變了中國的面貌,這對尼雷爾總統(tǒng)也產生了影響。 重點采訪之二是拉威博士,他從1989年起在該校歷史系任教,受訪時擔任達累斯薩拉姆大學校長助理。他稱,在他中學時代接觸到的還是前殖民時代的一些歷史觀念,到80年代高中時,他深受一位來自圭亞那的歷史學家W羅得尼的影響,1966年他從倫敦東方學院畢業(yè)后加入了坦桑尼亞革命聯盟,來到達累斯薩拉姆大學任教,寫了一本《歐洲怎樣使非洲欠發(fā)達的》,受他及其著作的影響拉威也對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接受了他對歐洲殖民主義批判的思想。遺憾的是,羅得尼在1974年回到圭亞那后受到迫害和打擊,在1980年6月被汽車炸彈暗殺身亡。在他思想的影響下,新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在達累斯薩拉姆大學較流行,在歷史研究中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拉威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又接觸了后現代主義,開始對殖民、階級斗爭等進行了反思。80年代初,他們對中國的了解主要通過閱讀毛澤東的著作,毛澤東有關走群眾路線,發(fā)動工人和農民進行革命斗爭,搞統(tǒng)一戰(zhàn)線,以及其他社會主義思想對拉威這些年輕學者影響較深。因為毛澤東闡述的革命思想在一個有殖民背景的坦桑尼亞很容易被接受。當時,因為修建坦贊鐵路,也有許多中國人來到了坦桑尼亞,但與他們平時幾乎沒有什么接觸。只有一些參與工程建設的坦桑尼亞人才與他們打交道。從拉威個人觀察來看,中國人工作非常勤奮,對坦桑民眾也很友好,彼此互稱“拉菲基”(朋友)。當時也有一些中國人到教師學院等單位學習斯瓦西里語,他們不太喜歡下到村莊里或其他坦桑尼亞家庭做客,這與其他外國人形成了很大的對比。拉威在訪談中也談了自己對阿魯沙宣言、中國80年代改革、中國參與非洲事務等重大問題的看法,認為中國的改革成就為第三世界國家提供了一個成功的榜樣,也對坦桑尼亞產生了示范性的影響。 關于中國學者,這幾年我在中國學習也接觸到了除我導師之外的其他一些著名的非洲研究專家,如華東師范大學艾周昌教授、北京大學的李安山教授、浙江師范大學的劉鴻武教授、上海師范大學的舒運國教授等,但限于論文的篇幅,我只收入了對艾周昌教授的訪談資料,專門去他家詢問了他在70、80年代對非洲問題和中坦關系的看法。 從上述訪談內容可以看出當時中國和坦桑尼亞學者對中坦關系的真實看法,是民間學者交流的又一種形式。 第四章“政策變革：中國和坦桑尼亞”,重點描述1980～1985年問中國和坦桑尼亞政治改革的動機、基本內容和對兩國關系發(fā)展的影響,本章結尾部分集中討論了坦中之間趨異或趨同的國內現實的歷史相關性影響。 從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坦桑尼亞和整個非洲大陸一樣經濟遇到嚴重困難,研究者歸結出了很多原因,比如惡劣天氣、農產品國際市場價格低迷、國際援助的減少、對外戰(zhàn)爭、國家管制農業(yè)生產和出口、工業(yè)化政策的失敗等等。但這些都只是表面因素,從根本上來說,經濟衰退是坦桑尼亞政府產業(yè)結構現代化道路上的重要現象,也是烏賈馬政策思想延續(xù)的結果。對于農業(yè)發(fā)展的輕視,是坦桑尼亞70年代國家發(fā)展過程中一個無法避免的結構性缺陷。然而,至1980年,仍有超過80%的人以農業(yè)為生,農業(yè)占GDP總量一半,出口以農產品為主。因此,在經歷了1980年因大規(guī)模干旱農業(yè)減產后,坦桑尼亞政府終于再次意識到了農業(yè)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開始將注意力從國際爭端轉向內政改革。為了減少對國際援助的依賴,也為了緩解經濟危機,1981年5月,坦桑尼亞政府頒布了國家經濟復興計劃(National Economics Survival Programme, NESP),主要包括：通過增加出口來賺取外匯,出口指標下達至包含咖啡、棉花、皮革、罐頭肉等各類生產部門,總共需完成61.85億坦桑尼亞先令的外匯指標；確立有能力賺取外匯部門優(yōu)先使用外匯的原則；為減少并最終消滅食物短缺問題,建立低耗費的小規(guī)模灌溉體系；推廣種植如高粱、木薯、土豆等耐旱作物,并以此作為玉米、大米、小麥之外的替代性主食；鼓勵利用身邊一切有限資源,自力更生搞生產；給農民制定有利可圖的農產品市場價格,給工人合理的工資,確保滿足每個人基本生活用品需求。1982年在世界銀行的幫助下,坦桑尼亞政府又對計劃內容進行了局部調整,將農業(yè)定為國家最重要的基礎產業(yè)。 同期,中國的改革步伐是越來越快,胡耀邦、趙紫陽等中國政府領導人在1982和1983年多次發(fā)表講話闡述新的對外政策,在強調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中國的現代化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huán)境,繼續(xù)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外,三個世界的理論不再像過去那樣突出,將國內的經濟發(fā)展和對外的互利合作相結合。在此政策的影響下,中國對坦桑尼亞的貿易額在80年代初呈現下降和停滯不前的局面,中國對坦桑尼亞的援助額也隨之減少。 結構調整政策以及西方模式的政治體制的逐漸完善正不斷使坦桑尼亞人民的生活發(fā)生緩慢的變化。政府強制性的對經濟、政治和教育政策的調整,在本國或者是國外勢力有意無意的壓力之下總會導致社會和經濟上的分裂。同時又會受到歷史因素和物質條件的影響。因此在大多數的已知的情況下(甚至有爭議的情況下),比如撒哈拉以南非洲過去西方的殖民地,或間接殖民地,具有天生的革命氣質,而且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國家實行馬克思主義預計的經濟模式和“生產方式”。實行計劃經濟或有計劃的市場經濟,這有悖于西方國家的經濟體制和保護跨國公司的利益。中國和坦桑尼亞兩個國家在80年代初政策的分別調整對兩國以后的關系必然產生影響。 第五章“對中坦關系的反思”。主要論述兩國政策的物質力量,以及這種政策如何從根本上影響了兩國的關系。20世紀60年代,中坦兩國之所以能發(fā)展成非常友好的國家,地緣政治的因素不是很大,更多的是受到當時國際形勢的影響,即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從坦桑尼亞方面來說,反對前面二點的成份更多一些,而對于中國,更多的是出于反對霸權主義、支持非洲民族獨立運動的需要。對于1968～1985年間中國和坦桑尼亞政治經濟秩序的判斷,更多考慮的是物質發(fā)展的因素,而忽略了至關重要的文化因素。如本篇論文研究所揭示的,中國和坦桑尼亞自力更生的目標從未能動搖它們對外來資本援助的接受,只是彼此接受的來源國不同而已。坦桑尼亞接受中國的援助建造的坦贊鐵路、友誼紡織廠、烏邦果農具廠等最初都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但轉化為當地人接收后,由于缺乏管理,尤其是在后來發(fā)展中缺少技術革新,導致效果與預期的差別很大。這里面的深層次問題可能還是文化的差異,缺少文化交流,特別是技術的傳授。坦桑尼亞與中國的關系正如尼雷爾所說,是“一種非常不對等間的平等的友誼”。
【學位授予單位】：華東師范大學
【學位級別】：博士
【學位授予年份】：2013
【分類號】：D822.3;K27;K425.152
【相似文獻】
相關期刊論文 前10條
1 ;金融英語——常用詞匯(四)[J];時代金融;2004年08期
2 謝宗春;淺談學生英語思維能力的培養(yǎng)[J];安徽教育;2000年11期
3 陶穎哲;兩道形似題釋析[J];大學英語;2001年04期
4 Terry;綠色英語[J];新體育;2000年12期
5 ;繁華古今說揚州[J];中國旅游;1994年03期
6 劉銳;“Free at Last”[J];大學英語;1995年05期
7 圖圖;紙上的巴黎[J];中國新時代;2000年04期
8 艾江南;世界上最長的地名舉隅[J];科技英語學習;2003年02期
9 ;記錄(英文)[J];Women of China;2004年10期
10 商正;是翻譯還是亂譯[J];中國翻譯;1995年04期
相關會議論文 前10條
1 Mah Insub;An Chong-Bum;;東亞與拉美的經濟發(fā)展與民主化:一個新的經驗性分析(英文)[A];北京論壇（2011）文明的和諧與共同繁榮--傳統(tǒng)與現代、變革與轉型：“協商民主與社會和諧”政治分論壇論文及摘要集[C];2011年
2 ;Empirical Analysis on Relations betwee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of Liaoning Backward Areas[A];Proceedings of 2010 Chinese Control and Decision Conference[C];2010年
3 Cho Soon;;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in East Asian Countries[A];北京論壇（2004）文明的和諧與共同繁榮：“經濟學視角下的文化繁榮與交流”經濟分論壇論文或摘要集[C];2004年
4 ;Economic Effects of Financial and Fiscal Support for Agriculture in Western China An Exemplification from Sichuan-Chongqing economic zone[A];第六屆（2011）中國管理學年會論文摘要集[C];2011年
5 Kent E.Calder;;日本的政治-經濟模型與東亞發(fā)展(英文)[A];北京論壇（2004）文明的和諧與共同繁榮：“多元文明與公共政策”政治分論壇論文或摘要集[C];2004年
6 ;Economic Effect of Precision Metrology on Automobile Component Manufacturing[A];第十三屆全國汽車檢測技術年會論文集[C];2009年
7 HUANG James;;Dynamical Analysis and Control in a Differential-algebraic Bio-economic Model with Stage Structure[A];中國自動化學會控制理論專業(yè)委員會C卷[C];2011年
8 曾道智;;空間失調與城市轉型(英文)[A];北京論壇（2011）文明的和諧與共同繁榮--傳統(tǒng)與現代、變革與轉型：“城市轉型與人類未來”城市分論壇論文及摘要集[C];2011年
9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ADRC[A];Proceedings of the 2011 Chinese Control and Decision Conference（CCDC）[C];2011年
10 R.Mudumbai;S.Dasgupta;B.Cho;;Distributed Control for Optimal Economic Dispatch of Power Generators[A];第二十九屆中國控制會議論文集[C];2010年
相關重要報紙文章 前10條
1 記者 趙一蕙;CAPITAL擬售6%股份 漢鐘精機兩大股東分出主次[N];上海證券報;2010年
2 整理人：劉安田、盧鋒;“易”經濟學（Chi-economics）[N];中國財經報;2002年
3 記者 郭成林;ICAN Capital攜傳化集團設20億基金 掘金礦業(yè)及中概股私有化項目[N];上海證券報;2011年
4 程兆謙;通用電氣如何搞兼并整合[N];湖南經濟報;2001年
5 謝寧;韋卓思：展望中國資本市場廣闊前景 Jim Walker： Prospects of China Capital Market[N];經濟日報;2002年
6 閆磊 編譯;世行：食品及油價上漲給經濟增長帶來風險[N];經濟參考報;2011年
7 本報記者 王康;跳水的GE CAPITAL[N];21世紀經濟報道;2008年
8 本報記者 高麗華;新加坡政府的“跳出來”與“跳進去”[N];計算機世界;2004年
9 本報記者 孫晨;醫(yī)藥流通：外資提前進中國？[N];中國高新技術產業(yè)導報;2002年
10 記者 閆磊 編譯;救助新方案出爐歐債危機仍難除[N];經濟參考報;2011年
相關博士學位論文 前10條
1 快思（Kwesi D.L.S.PRAH）;歷史視野下的中坦關系：1968年到1985年間中國與坦桑尼亞的政治經濟關系[D];華東師范大學;2013年
2 Muhammad Mahroof Khan;經濟發(fā)展的文化影響：跨文化比較研究[D];華中科技大學;2012年
3 樸明勛;韓國與朝鮮經濟合作研究[D];吉林大學;2012年
4 奧自然（Ozren Djuric Mikusevic）;漸行漸近：中歐友好關系模式研究[D];吉林大學;2012年
5 卡布爾（Brima Patrick Kapuwa）;狹隘的和平構建：以聯合國在戰(zhàn)后塞拉利昂重建工作中的干預行為為分析案例[D];吉林大學;2012年
6 BESSAN DESIRE （貝森）;區(qū)域一體化理論與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的實踐研究[D];吉林大學;2012年
7 米哈娜（Rasamimanana Mirana）;中國在馬達加斯加的投資模式及其對非洲國家的啟示[D];吉林大學;2012年
8 西索克（Sissoko Yayahabib）;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伊斯蘭教政治化[D];吉林大學;2011年
9 李沐（Vazgen Hovhannisyan）;俄國的南高加索安全政策與餓亞戰(zhàn)略關系（2000-2008年）[D];復旦大學;2012年
10 Mishko Djidrov;馬其頓共和國的外國直接投資合資企業(yè)的股權風險研究[D];武漢理工大學;2012年
相關碩士學位論文 前10條
1 Laura Aralbayeva（章莉）;宗教與政治極端主義及其在中亞的擴散[D];浙江大學;2011年
2 雷吉納（Onwu，Onyinye Regina）;中國的開放政策和非洲發(fā)展（1978-）[D];吉林大學;2010年
3 任超;奧巴馬贏得2008年美國總統(tǒng)大選與政治傳播發(fā)展的新階段[D];外交學院;2011年
4 龍嘯;中國的軟實力在東南亞及孔子學院[D];浙江大學;2013年
5 塞塞;塞拉利昂政治分權與權力下移過程的批判性研究[D];華中科技大學;2011年
6 Innocent Bomani（高特）;基于歷史視角的中國與非洲的貿易和外交關系研究[D];南昌大學;2012年
7 劉彩紅;[D];西安外國語大學;2011年
8 Chernor H.Kamara（卡馬拉）;[D];山東大學;2012年
9 蘇茉莉;波蘭和匈牙利的對華關系比較研究[D];清華大學;2012年
10 段U喢
本文編號：27956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