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節(jié)選自《安徽農(nóng)業(yè)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的文學論文，主要是關(guān)于江永《周禮疑義舉要》初探，詳情請看下面的介紹。

　　一、關(guān)于《周禮》軍事問題的創(chuàng)獲《周禮》中的軍事問題涉及到諸多職官，經(jīng)文敘述十分簡略，相關(guān)職官之間職能交叉，很不容易辨別。《大司徒》所劃分的民眾組織單位為“比法”，一鄉(xiāng)包含12 500家�！缎∷就健返拿癖娊M織單位為“伍法”，一軍有12 500人。可見《大司徒》的“比法”和《小司徒》的“伍法”所指重合�！缎∷就健酚终f“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余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據(jù)此，六鄉(xiāng)可以動員的軍事力量可達75 000人。同時，在六鄉(xiāng)之外的六遂、和甸稍縣都依然有同樣的組織單位，那么，天子可掌控的軍事力量將十分龐大，如何使用這些軍事力量，這些軍事力量的具體配置如何，如何訓練，如何調(diào)遣，江永對這一套亦兵亦民的軍事體系作了系統(tǒng)性描述。

　　關(guān)于基層軍事組織，江永從車戰(zhàn)角度進行考察，以為“卒”是兵車與步兵協(xié)同作戰(zhàn)的基本單位，從民事組織角度劃分的“族”在軍事組織中成為“卒”：

　　伍法起于五人，而車法起于百人之卒。蓋兵車一乘，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有重車一乘，二十五人，共百人。四兩為卒，是以一兩之人將重車，分之為一什、三伍：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yǎng)五人；樵汲五人也。以三兩之人為士徒，一甲士主射，帥二十四人；一甲士主御，帥二十四人；一甲士為右，帥二十四人也 ～。

　　其中兵車一乘是戰(zhàn)斗車；重車一車是保障車。這樣，一百人的“卒”，每個人的職責分工都有了比較明確的描述。這些人來自同一個行政組織“族”，因而人人聲相習，性相同，作戰(zhàn)協(xié)同能力強。關(guān)于士兵的選拔和軍隊的調(diào)遣，江永總結(jié)出畿內(nèi)用兵原則有兩個：一是更休原則，二是就近原則。而且有戰(zhàn)事往往征兵于諸侯，王朝只派元戎十乘先啟行：

　　《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亦言其聯(lián)絡卒伍之法當如此，果有軍旅，或調(diào)遠，或調(diào)近，必有更休之法，當不令遠地獨逸，近地獨勞。上地、中地、下地家家雖有可任之人，亦自有均平之法，當不令下地家五人亦與上地家七人者同出一人為兵也。管仲之法則是家出一人為兵，蓋是時兵、農(nóng)已分居士鄉(xiāng)，而受田者征其人而不征其稅，居野鄙而受田者征其稅而不征其人，豈亦仿成周六鄉(xiāng)出六軍之制而變通之耶?天子六軍取之六鄉(xiāng)，而六遂與甸、稍、縣、都亦有兵，所以防守禾在六軍之中，即天子六軍亦所以備制。若有征伐，猶征兵于諸侯，王朝將帥元戎十乘以先啟行，不盡用六軍也l4J5。

　　關(guān)于軍隊的訓練，江永以為即《夏官》中的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對于軍隊以上四次訓練的細節(jié)，江永也有思考，以為也是有所選拔，輪番教習，非同時盡起：“大閱”經(jīng)文雖詳， 亦多可疑，不分班習戰(zhàn)則車徒甚眾，四表之地無多，縱列太狹，橫列太闊。若分班則經(jīng)文又未言。竊意四時之田并分番教閱，一田不必遍集，王畿之民一人不必歲供四役，否則，寧無妨農(nóng)乎?

　　綜合江永《周禮疑義舉要》相關(guān)各條，可以看出江永對于《周禮》所規(guī)定的軍事體系及其運作方式有比較清晰的認識，比較接近《周禮》設計的真相，推進了這個問題的研究。

　　二、關(guān)于(《周禮》賦稅研究的創(chuàng)獲《周禮》一書中，土地、人民、職官三大系統(tǒng)錯綜復雜。其中賦稅關(guān)系～直疑問重重�！囤Ｔ住仿毼恼f有“以九職任萬民”，而《大司徒》還有“十又二職”，此為生產(chǎn)活動，有生產(chǎn)則有財富，賦稅問題隨之產(chǎn)生。《冢宰》職文說：“以九賦斂財賄，一日邦中之賦，二日四郊之賦，三日邦甸之賦，四日家削之賦，五日邦縣之賦，六日邦都之賦，七日關(guān)市之賦，八日山澤之賦，九日幣余之賦。”這是一條總綱，至于如何征收，征收什么，在關(guān)聯(lián)職官的職文中表述各不相同，之間頗有差異，因而引來無數(shù)糾紛。《周禮疑義舉要》在這方面有獨到見解。江永發(fā)現(xiàn)《冢宰》“九職”、《閭師》“八貢”、《大司徒》“十又二職”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九職任萬民”，皆任之以生財�！洞髮W》所謂“生之者眾”也。九職外有學士習道藝，巫醫(yī)卜筮守世事，府史胥徒服公事，皆非所以生財，故不在九職之數(shù)，而《大司徒》并之為十有二，天下之民盡此矣。“九職生財”即《閭師》之“八貢”與無職者之“夫布”，然亦稍有不同：“九職”合虞、衡為一而有臣妾聚斂疏材，《閭師》無疏材之貢，而分虞、衡為二，亦得九，《大府》所謂“九功”者也。

　　十二職中，九職屬于生產(chǎn)性職能，余三職屬于服務性職能，因此只向九職征收賦稅。但是《閭師》只  有“八貢”，江永解釋說：“九職”中惟臣妾不責其貢疏材，憫其為人奴婢也，委人之薪芻、疏材、木材，《掌荼》之疏材自是取之于虞衡及山澤之農(nóng)，“九職”除臣妾，析虞衡為二，仍是九，故《大府》言“九功之人”。

　　由于人力徭役、實物和貨幣賦貢同時存在，這些“賦”是如何分擔在六鄉(xiāng)、六野等行政區(qū)的?《載師》職文有所規(guī)定，不過“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的說法學者多有懷疑，江永以為是遠近均平之法，對于各種懷疑作了果斷的否定：

　　《國語》載孔子之言曰：“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是田賦有遠近取平之法�！队碡暋肪浞灏倮�，近者貢粗而且服，遠者貢精而不服，是虞夏砥遠邇之法也。《載師》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周官》砥遠邇之法也。取民固不過十一，然力役先取諸近，近者多而遠者少，其勢不得不然，益遠民之賦以補近民之力政，乃均平。

　　實物和徭役之外的諸“布”征收也比較復雜，前人多有闡釋未當者。江永對《廛人》職文所涉及的欲布、總布、廛布作了明確的解釋：《廛人》有欲布、總布、廛布。欲布者，市之屋稅，總布者，貨賄之正稅。廛布者，市之地稅也。

　　古者建國，王立朝，后立市，國中大小之肆皆是公家之財，所成，故有屋稅。廛者，市中空地，未有肆停貨物于此，則有地稅，二者皆非商賈之正賦。

　　《閭師》云任商以市事，貢貨賄總布，正是貨賄之稅。貨有貴賤，賄有重輕，舉其總數(shù)以計布，故謂之總布，三布中總布最多，故使每肆一人之肆長隨時斂之，以歸廛人，而廛人以入泉府也。司關(guān)、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此征廛是二事。征者，貨賄之稅也，廛者，貨賄停閣邸舍之稅也。若不停閣，則無廛布矣，不得以征廛為一稅，遂當關(guān)上貨賄之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