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語是文化的載體，又是語言的精華。習語一詞的含義甚廣，一般指那些常用在一起，具有特定形式的詞組，其蘊含的意義往往不能從詞組中單個詞的意思推測而得。習語通常包括成語、俗語、格言、歇后語、諺語、俚語、行話等。其表現形式音節(jié)優(yōu)美，音律協(xié)調，或含蓄幽默，或嚴肅典雅，帶有濃厚的民族色彩和鮮明的文化內涵。

　　《圍城》英譯本，首先由具有翻譯中國現代文學作品經驗的Jeanne KeUy譯出初稿，再由美籍學者茅國權加以校閱、潤色，并撰寫序言和添加注釋。譯本出版后，西方評論界的評價甚高，美國圖書協(xié)會還把它選為1980至1981年度的卓越學術著作。在處理《圍城》中出現的習語時，譯者并沒有采取“文化至上”的態(tài)度。而是根據漢英兩種語言之間的文化差異、原作的精神、譯文讀者的接受能力等方面進行了綜合考慮，靈活采用了多種譯法，顯示出了不俗的語言功力。

　　一、《圍城》英譯本中的習語分類語言是文化的重要載體，文化對語言有制約作用。習語與文化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文化對習語的形成和演變具有很大的影響，習語集中反映了民族特點、文化特色�！秶�城》中的習語包含了豐富的文化元素，如社會風俗、宗教信仰、歷史文學典故、地理環(huán)境等。

　　(一)與社會風俗有關的習語社會習俗在一個民族的語言、文化中起著重要作用。社會文化是一個極大的范疇，涵蓋了等級、機構、社會習俗、道德倫理等。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傳統(tǒng)習俗，必將通過語言反映出來。

　　中國古代社會是父權社會，男性在社會生活中占主導地位，是發(fā)號施令的統(tǒng)治者；女性處于從屬地位，是順從的服從者。有習語為證，“男女有別，尊卑有分”和“重男輕女”。而“夫唱婦隨”則體現了男性在婚姻中的支配地位。丈夫可以有三妻四妾，發(fā)號施令；妻子只能從一而終，惟命是從。此外，婚姻大事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性沒有選擇的權利，因此很多夫妻結婚之前素未謀面。所以“媒婆”在舊式婚姻中尤為重要。男人娶妻要娶“大家閨秀”，通過“明媒正娶”才能“結為秦晉”�；楹螅�女人要融入家庭生活，成為“賢妻良母”，必須要過的一關就是“丑媳婦見公婆”。除此之外，《圍城》中還有許多體現社會風俗的習語，例如衣錦還鄉(xiāng)、擺空城計、結義兄弟、神農嘗百草、不為良相，便為良醫(yī)、十八般武藝，打躬作揖、三跪九叩等。

　　(二)與宗教有關的習語在歷史演進的過程中，不同的民族形成了不同的宗教信仰。中國人信奉佛、菩薩、天，認為它們具有無限的威力，主宰著大自然和人類自身。另外，壽星、嫦娥、月下老人和閻王也都是中國宗教文化中的特殊形象，分別代表著長壽、月亮女神、男婚女嫁和死亡之神。中國人可以輕而易舉地識別出這些形象的意思，而來自其他文化的人卻很難理解，因為英語中沒有類似的形象。《圍城》中的宗教習語有“功德圓滿、大發(fā)慈悲、得道成仙、黃道吉日、逢兇化吉、疑神疑鬼、道不同不相為謀、要齊家而后能治國平天下、天機不可泄漏、天作之合，大吉大利”等。

　　(三)與地理環(huán)境有關的習語生態(tài)文化包括一個民族的地理環(huán)境、氣候特點、地名等。由于地理位置、生態(tài)環(huán)境的不同和生存地域的差別，造成了中西方民族認知上的差異，從而形成了各自獨特的文化。即便是同一事物，在中西方文化中引起的聯(lián)想也未必一致，有時甚至截然相反。在英國人的意識中，西風是溫暖和煦的。英國詩人雪萊的著名詩篇《西風頌》，謳歌的就是溫暖和煦的西風。而在中國人心目中的西風不是送來溫暖，而是寒流，是同凄涼、寒冷相連的。古詩“古道西風瘦馬，斷腸人在天涯”，此西風包含了無盡的凄涼。

　　《圍城》中出現了大量地域性的習語，如：艷若桃李，冷若冰霜、拖泥帶水、桃花運、歲寒三友、鴉雀無聲、滿面春風、尋花問柳、敲竹杠、捕風捉影、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等。為這些帶有生態(tài)文化特點的詞匯在譯語中找到對等的表達方式給翻譯提出了難題。

　　(四)與歷史典故、文學著作有關的習語語言中幾乎處處有所謂“文化符號”，留待譯者“解碼”。漢英兩種文化存在巨大的差別，兩者之間文化的空缺相當多。在漢語成語翻譯中，譯者首先要對漢語成語文化符號進行解碼，因為成語源自中國歷史事件、古代名人軼事、神話寓言、文學藝術，只有通過細心觀察和分析，才能重新編碼原文文化信息。

　　《圍城》中有很多這樣的例子，筆耕文化推薦期刊，“贈人以車，不如贈人以言”，“塞翁失馬，安知非福”，“一顧傾城，再顧傾國”，“春秋筆法”，“神農嘗百草”，“馬前潑水”，“破鏡重圓”，“驚弓之鳥”，“紙上談兵”，“殺一儆百”，“雞鳴狗盜”等。由于存在“文化空缺”，英語中幾乎很少有對應的習語，因此翻譯這些習語時，要選取恰當的翻譯方法，以期達到譯文讀者能理解的目的。

　　二、《圍城》中習語的翻譯方法文化差異往往是造成翻譯困難的重要原因。所以如何處理文化差異向來是翻譯理論所關注的焦點。溫努提(LawrenceVenuti)在他的著作The Translator’SInvisibility中把兩種途徑稱為“異化法”(foreignization)和“歸化法”(domestication)，由此提出了翻譯策略中的歸化策略和異化策略。翻譯上，把恪守本族文化的語言傳統(tǒng)，回歸地道的本族語表達方式，稱之歸化；反之，把遷就外來文化的語言特點，吸納外語表達方式，稱之異化。

　　(一)異化法1．直譯直譯是盡量將原文的詞序、語序、詞匯意義、句  法結構、修辭方式、文體風格、地方色彩和民族特色保留下來，是譯文與原文載形式和內容上相互一致或基本相似[41。珍妮凱利和茅國權在翻譯文化負載詞時采用了直譯法，其譯文不僅自然貼切，而且還保留了源語的文化意象和色彩，給譯文帶來了異國情調。

　　例如例1原：艾：“明天我教爸爸罰你對祖父祖母的照相三跪九首。”譯 史：“Tomorrow I’11 have Papa make you kneelthree times and kowtow nine times before photographsof my grandparents as a penalty．"啕三跪九叩原是臣子跪拜皇帝之禮。民間百姓也用此禮作為虔誠禮佛、祭祀祖先的表達方式，即三次下跪，每次下跪都要磕頭三下。為了使譯文讀者了解中國這一傳統(tǒng)禮儀，譯者采用了直譯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