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化根據十一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2011年我國農民工總量達到2．53億人，其中外出農民工為1．59億人。截止2011年底，我國城鎮(zhèn)化率已超過50 @，而流動人口總量已接近2．3億，8O后新生代農民工占近一半。如果今后每年的城鎮(zhèn)化率為0．8—1．0個百分點，到建成小康社會之時，我國的城鎮(zhèn)化率將超過60%，將有2億多農民需要轉移到城鎮(zhèn)就業(yè)和定居。再加上近年來已經進入城鎮(zhèn)但未完成市民化的農民，將有4到5億農民需要實現市民化，市民化成本在40萬億到50萬億之間。因此，農民工市民化已成為目前城鎮(zhèn)化的關鍵問題，但是否將所有的農民工實現市民化，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農民工市民化不僅取決于市民意愿和能力，而且受到制度和城市基礎設施的約束。市民化意愿和能力形成農民工市民化需求，制度和城市基礎設施形成農民工市民化供給。因此，對農民工市民化進行供求分析，設計農民工市民化發(fā)展目標和總體思路是可行的。

　　一、農民工市民化需求市民化需求由農民工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共同決定，是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函數。從目前來看，農民工市民化愿意比較強烈，流動的“家庭化”和居住的穩(wěn)定性趨勢明顯。據《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2012年11月的調查，有60．2%的受訪打工者期待未來十年成為新市民。

　　市民化愿意主要取決于市民化的私人收益和市民化私人成本。

　　市民化私人收益可歸結為兩個部分：物質性收益和精神性收益。前者是由于身份轉變而導致的工資性收入和非工資性收入的增加；后者是由于身份轉變而引起的心理感受的積極變化以及城市生活的便捷。

　　市民化私人成本也可歸結為兩個部分：城市生活成本和機會成本。前者是城市生活費用、培訓、子女教育費用之于鄉(xiāng)村該方面費用的增量；后者是由于市民化所放棄的作為農民身份的收益。

　　農民工市民化意愿取決于對市民化收益和成本的比較_2]。收益大于成本，則農民工愿意市民化，反之則反是。影響農民工市民化的因素主要有：經濟因素、心理因素和制度因素。

　　第一，經濟因素農民工最不滿意的方面是收入水平低④，第一期望是提高收入水平。因此，經濟因素是影響農民工市民化愿意的基本因素，也是關鍵因素。

　　首先，城鄉(xiāng)收入水平差別越大，市民化愿意越高。

　　我國城鄉(xiāng)收入差距2009年達到3．33：1，近兩年雖有所縮小，也分別達到3．23：1、3．13：1；其次，收人的穩(wěn)定性也是市民化意愿的重要影響因素。農民工由于長期奔走于城鄉(xiāng)之間，收入穩(wěn)定性差。加上農業(yè)的弱質性特點以及市場風險，農民收入更不穩(wěn)定。因此，謀求穩(wěn)定的收入是農民工市民化的直接的經濟動因；再次，城鄉(xiāng)生活水平和居住條件的差異也是影響市民化的一個重要因素。

　　第二，心理因素農民工與城市居民在思想觀念、生活習慣和行為方式上存在著差異，筆耕文化推薦期刊，造成兩者之間心理上的隔閡。由于認識上的原因，把城市中的安全問題、環(huán)境問題、犯罪問題、就業(yè)問題等歸咎于農民工，城市管理者和一些市民對農民工多加防范，在就業(yè)、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設置障礙，這在農民工的心理上造成了負面影響。此外，貧富階層差距的不斷拉大，也造成農民工與城市社會疏離，農民工在城市社會中享受不到現代文明，從而導致他們對市民化的冷淡甚至抵制。

　　第三，制度因素即城鄉(xiāng)分割的戶籍制度及其衍生出的就業(yè)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和教育制度。由計劃經濟形成的二元制度使農民工市民化意愿減弱，它不僅嚴重制約了農民工經濟福利的增進，而且限制了農民工的政治訴求和自身素質的提高，挫傷了農民工在城市定居的積極性。但城市化對這一制度形成了強大的沖擊，有解構的趨勢。政府也有積極的舉措，試圖在破除二元制度上有所為，特別是《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頒布以來，不少地區(qū)積極采取措施，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以限低戶籍門檻，擴大公共服務的范圍，為農民工城市融人提供條件，農民工市民化意愿得到加強。

　　影響農民工市民化能力的因素主要有：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

　　據相關課題組估算，目前僅約10%的農民工具有轉為城市市民最起碼的經濟能力，這與農民工市民化意愿相差很大。農民工沒有財產，其土地是承包的，土地集體所有，宅基地集體所有，宅基地上建的房子沒有產權證。雖然有些地方建立了土地流轉制度，但難以轉化為市民化的物質資本。由于沒有房產證，使住房抵押和轉讓難以實現⑤。出于經濟生活成本的考慮，農民工一般選擇在郊區(qū)或城中村居住。因此，城市高昂的生存成本嚴重制約了農民工退出農村和市民化能力。

　　具有較高人力資本的勞動力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上會獲得更好的就業(yè)機會和更高的收入。

　　農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通較低，技術水平和綜合素質不高，影響到農民工現時的競爭能力和對未來社會發(fā)展趨勢的判斷。不僅抑制了農民工在城市的創(chuàng)業(yè)精神，也制約了市民化決策的理性程度。但在城鎮(zhèn)化加速發(fā)展中涌現出的新生代農民工，無論在受教育程度、思想觀念、個人綜合素質還是在創(chuàng)業(yè)精神方面都超出他們的前輩，農民工人力資本增量有加速的趨勢，市民化能力提升趨勢不可逆轉。

　　社會資本有助于人們獲得資源，提高社會經濟地位。社會資本存在于農民工社會網絡中，能夠幫助農民工獲取更多的外部資源。農民工的配偶及兄弟姐妹屬于“強關系網絡”，一般朋友、可借款對象則屬于“弱關系網絡”。農民工從祖輩開始長期居住在農村，社會網絡、人際關系匱乏，大大影響了農民工社會資本的形成。因此，農民工的社會資本主要表現為“強關系網絡”，親屬和老鄉(xiāng)的關系在尋找工作、子女教育等方面發(fā)揮主導作用。農民工的社會資本主要集中在以親緣、地緣和血緣這種“三緣關系網絡”為紐帶的社會關系網絡中。但隨著網絡通訊技術的發(fā)展、農民工自身素質的提高以及與城市居民建立聯系，農民工的社會資本有改善的趨勢。

　　二、農民工市民化供給市民化供給系指城市政府為農民工市民化而提供的基礎設施和制度，是基礎設施和制度的函數。從理論上講，應該使提供基礎設施和制度所產生的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