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布時間：2020-06-29 14:27

【摘要】：信用卡在給人們的生活中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的違法犯罪現(xiàn)象。由于信用卡獨特的機制,導致信用卡類的民事糾紛、刑事犯罪越來越多,對于持卡人來講,不正當?shù)耐钢�行為若情�?jié)尚未構(gòu)成犯罪,則也有可能構(gòu)成違約,若已構(gòu)成刑法條文所規(guī)定的犯罪要件,則構(gòu)成惡意透支型信用卡詐騙罪。本文共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為惡意透支型信用卡詐騙罪的概述。該罪的犯罪構(gòu)成包括四要件,客體方面本文認為該罪侵害的是復雜客體,主要客體是信用卡管理制度,次要客體是公私財產(chǎn)所有權;客觀要件中超過規(guī)定限額是指超過發(fā)卡銀行賦予的最高透支額,超過規(guī)定期限,是指在銀行還款日之前沒有將錢款如期返還;透支數(shù)額僅僅包括本金,不僅不包括復利、滯納金,同樣也不包括單利;主體方面,本文認為該罪的主體只能是通過真實身份而取得的信用卡的合法持卡人,包括以虛假的資信證明騙領信用卡、但身份證明真實的持卡人;主觀方面該罪要求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這也是區(qū)分是否為惡意透支的主要衡量標準,應當重點加以認定。第二部分主要講述了惡意透支型信用卡詐騙罪在法律適用層面所面臨的問題:第一為銀行的催收缺乏固定的標準:目前銀行為了節(jié)約成本,多采用程序性催收方式對透支人進行催收,此種方法效率雖高但效果不佳;在法律層面,銀行催收缺乏固定的原則和標準,導致各個銀行的催收方式及標準都不同,不利于信用卡的管理。第二為退贓與自首對量刑情節(jié)影響的差異大:通過筆者對300個案例的分析,在司法實踐過程中,積極退贓判緩比例遠遠高于自首被判緩的比例,主要原因在于法院可能考慮到退贓可以彌補銀行的虧損,但筆者認為,自首同樣可以降低偵查成本,而且立案前不退贓不代表不需要退贓,判決過后透支人仍然需要還款,不應與退贓的差距如此之大。第三,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標準認定不全面。如何判定“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針對《解釋》第六條第二款的規(guī)定,筆者認為第一項“明知”涉嫌事后傾向性評價,導致該罪處于擴張狀態(tài)。司法機關需要結(jié)合還款能力等客觀證據(jù)去推定透支人是否“明知”,而不是僅僅推測行為人的主觀想法。第四,法律適用過程中對條文規(guī)定的出罪機制重視度較低,這也間接導致了該罪數(shù)量的擴大。第五,罰金刑處罰缺乏固定的標準,法院對于罰金刑金額的判處較為隨意,且繳納罰金與是否判緩間有著不當?shù)木o密聯(lián)系,這不符合我國法治國家的建設。第三部分為對惡意透支型信用卡詐騙罪法律適用的思考與建議。筆者認為,第一應明確有效催收的標準是實質(zhì)性催收為主,程序性催收為輔,即銀行的催收必須達到實質(zhì)性催收標準,持卡人需要收到催收通知;針對某些特殊情況,銀行才可以采用程序性催收的方式,但必須保留相關證據(jù),另外要建立被告人反證機制;第二,在量刑中,應將自首與積極退贓起的作用偏同等看待;第三,要全面分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標準,擴大”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標準的考量范圍,做到主客觀相統(tǒng)一;第四,重視條件性出罪機制的應用;最后,罰金刑的判處需要建立一定標準,筆者認為應以透支人透支金額的二倍為罰金的基礎定額,在該定額下根據(jù)其他犯罪情節(jié)自由裁量。
【學位授予單位】：吉林大學
【學位級別】：碩士
【學位授予年份】：2018
【分類號】：D9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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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號：2733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