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布時間：2020-06-10 19:20

【摘要】：以構成要件為標準區(qū)分正犯與共犯進而奉行形式的正犯概念是區(qū)分制犯罪參與體系的本來旨趣。而德日作為區(qū)分制犯罪參與體系的典型代表,對正犯概念的界定逐漸放棄構成要件行為之形式標準而采用作用判斷為核心的實質(zhì)標準,根源在于其特殊的共同犯罪立法體例。德日刑法均將對犯罪參與人的處罰與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直接掛鉤,且規(guī)定共犯要比照正犯從輕處罰。在這種立法體例下,對犯罪參與形態(tài)的類型化區(qū)分,將直接決定對其處罰的輕重。如果堅持形式正犯概念,那么只有親身實施實行行為者才為正犯,而那些雖未親身實施構成要件行為,但對共同犯罪的實現(xiàn)起到了重要作用的參與人,只能被認定為共犯,并處以較輕的刑罰,這將導致刑事處罰上的不合理性。正是為了實現(xiàn)刑事處罰上的合理性,德日刑法理論在正犯與共犯的區(qū)分上逐漸放棄構成要件標準,轉(zhuǎn)而以參與行為的作用為標準,以此避免因采用形式客觀說而導致的罪刑不均衡。不同于德日,我國立法并沒有把對犯罪參與人的處罰與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相掛鉤,一個犯罪參與人無論在行為類型上被認定為正犯還是共犯,最終在量刑層面都將依照刑法規(guī)定,根據(jù)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以主犯或從犯處罰。故在我國刑法中,不存在為了實現(xiàn)刑事處罰的合理性而需將正犯概念實質(zhì)化的必要性。相反,堅持形式正犯概念,既符合二元的犯罪參與體系的理論邏輯,也有利于維護構成要件的定型性,保障罪刑法定。形式正犯概念的構成要件標準相對于實質(zhì)正犯概念的“重要作用”或“犯罪事實支配”也更加明確和更具可操作性。以形式正犯概念為基礎構建犯罪參與體系,也可以使該理論體系更加清晰明朗。在我國刑法中堅持形式正犯概念,以是否親身實施構成要件行為作為區(qū)分正犯與共犯的標準,德日刑法中的“共謀共同正犯”、“正犯后的正犯”,和“間接正犯”概念都應被否定,可以根據(jù)不同情形將這些參與人分別認定為教唆犯或組織犯,然后根據(jù)刑法規(guī)定對其以主犯論處。
【學位授予單位】：杭州師范大學
【學位級別】：碩士
【學位授予年份】：2018
【分類號】：D924.1

【相似文獻】

相關期刊論文 前10條

1 劉瑞瑞;鄭軍男;;德日刑法主觀違法論探究[J];當代法學;2011年03期

2 王安異;德日刑法中的思考方法淺析[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05期

3 錢葉六;胡嘉金;;德日刑法中的遺棄犯罪及對我國刑法的啟示——從一則案例談起[J];南京財經(jīng)大學學報;2006年01期

4 郭立新;論德日刑法中的信賴原則[J];法制與社會發(fā)展;2001年04期

5 希娜·庫爾曼別克;;德日刑法理論中期待可能性的理論及其借鑒[J];時代金融;2017年21期

6 呂英杰;;德日刑法上的監(jiān)督、管理責任[J];刑事法評論;2012年02期

7 徐劍鋒;;犯罪構成理論:刑法謙抑精神之載體——剖解德日刑法學犯罪論體系[J];中國刑事法雜志;2009年08期

8 胡宗金;;利用行為視角下的片面共犯否定論[J];刑事法評論;2016年02期

9 張明楷;;編者絮語[J];清華法學;2009年02期

10 馬聰;;論正犯與共犯區(qū)分之中國選擇[J];山東社會科學;2018年03期

相關重要報紙文章 前1條

1 閔俊芳;德日刑法學關于中止自動性學說淺議[N];江蘇經(jīng)濟報;2018年

相關博士學位論文 前3條

1 李俠;中國刑法語境下的危險犯研究[D];西南財經(jīng)大學;2014年

2 胡選洪;組織犯研究[D];西南財經(jīng)大學;2010年

3 譚彬;教唆犯研究[D];武漢大學;2015年

相關碩士學位論文 前10條

1 錢玲;我國犯罪參與體系下應堅持形式正犯概念[D];杭州師范大學;2018年

2 湯濤;目的犯基本理論研究[D];西南政法大學;2008年

3 孫晶晶;刑事責任地位問題探討[D];鄭州大學;2012年

4 馬馭;間接正犯研究[D];安徽大學;2011年

5 丁琪;對合犯問題研究[D];華東政法大學;2011年

6 俞小海;共犯理論與犯罪論體系[D];華東政法大學;2012年

7 張春月;承繼共同正犯研究[D];遼寧大學;2014年

8 趙承嶺;遺棄罪研究[D];黑龍江大學;2009年

9 于思寧;強迫交易罪的實踐難題及解決[D];遼寧大學;2015年

10 劉宗勇;李啟銘案的法理分析[D];河北大學;2012年

，

本文編號：27067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