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99年素隱書屋將《巴黎茶花女遺事》和《華生包探案》合刊，就為中國文學引入了另一種文學類型——偵探小說。此后偵探小說的譯介工作方興未艾，《福爾摩斯探案大全集》、《亞森羅賓案全集》、《桑狄克偵探案》、《桑格卡脫偵探案》和《第一百十三案》等被陸續(xù)翻譯引進，使得中國通俗文學市場興起偵探小說熱潮。在此基礎上，由梁啟超等人推動的“新小說”理論花大力氣介紹偵探小說，從而催生出一批本土的偵探小說。許多作家開始模仿西方偵探小說，但又不完全脫離中國的社會背景，創(chuàng)作出許多風格迥異的作品。雖然現代偵探小說的藝術質量普遍不高，沒能在世界偵探文學史上占據獨特地位，但是他們將東西方因素相結合，通過借鑒模仿和創(chuàng)新，開啟了中國現代偵探小說創(chuàng)作的大門。

　　1 西學因素中國現代偵探小說主要是受歐美古典派偵探小說的影響，以愛倫·坡、柯南道爾和克里斯蒂為首的古典派偵探小說家的創(chuàng)作，以高超的敘事技巧，嚴謹的邏輯推理，神秘緊張的氛圍著稱，促成了偵探小說的大繁榮，從而迎來了偵探小說的黃金時代。他們的作品傳人中國后，也深得普通受眾和文學理論者的喜愛，從敘事模式到人物塑造，乃至具體的偵破過程，作家們紛紛加以模仿和借鑒。

　　1．1 敘事模式的借鑒愛倫·坡開創(chuàng)了西方偵探小說的寫作范式，其小說結構為“案件一偵查一推理一破案”，人物設置為“偵探～ 案犯一第三人”，之后被柯南道爾發(fā)揚光大，成為了西方古典時期的創(chuàng)作模式。如此的結構設置，放棄了對事件的自然表述，往往小說一開頭就是案發(fā)現場，這樣做是試圖將故事懸疑神秘至最大化，從而調動讀者的閱讀興趣，使人產生想要一探究竟的沖動。在程小青的小說創(chuàng)作中，就是沿用了這一模式，在他的《霍桑探案》里，絕大部分故事的開始都是受害人前來尋求幫助，然后文本開始對整個偵破過程進行詳盡的描寫。

　　在敘述手法上，普遍采用倒裝敘述，講故事時不是由生到死，而是由死講到生，從一具尸體寫到案件的勘驗、偵探、被害經過和原因，這樣做是結構模式的需要與補充，加重讀者心理上的緊張和期待。

　　在敘述視角方面，偵探小說大多采取單向視角，由作品中的一個角色擔當故事的敘述者。借此嚴格限制敘述者的視角，將多數懸念保留到小說的結尾，與中國傳統(tǒng)的全知敘述差異巨大。如模仿柯南道爾的程小青，用包朗為第一人稱進行限知敘述，這樣既寫出了事情的大致經過又留有眾多懸念，使得情節(jié)引人人勝。

　　此外，在小說中開始重視對環(huán)境的描寫，尤其是靜態(tài)的人文環(huán)境。如《一只鞋》中對死者居室的描寫：我們到了樓上，看見靠街的前一間是個寬大的臥房，房中一切家具都是西式的紅木質。地板上還鋪著軟綿綿的地毯，看上去十分富麗。前面有兩扇長窗，左右另有短窗，因為窗上都是藍色玻璃，光線不很明亮。長窗外就是靠街的陽臺，也安放著藤椅茶幾之類。這一段環(huán)境描寫具體、詳細且都埋伏著破案的線索：房間富麗合乎死者丈夫的身份；藍色玻璃導致光線不明亮，女主人勢必到陽臺做活，而陽臺的臨街又為死者的被害暗置了線索等等。這樣的環(huán)境描寫與下文的案情進展相呼應，使得小說結構切合得更加縝密。

　　1．2 人物形象的模仿自從1841年的《莫格街謀殺案》至1887年的《血字的研究》，柯南道爾集西方偵探小說之大成，借華生的日記，塑造了家喻戶曉的大偵探福爾摩斯。他智勇雙全，具有非凡的智慧和才干，他以豐富的科學知識、嚴密的邏輯推理、細致的調查研究及勇往直前的膽識，與狡猾的罪犯、兇頑的敵人作斗爭，為社會伸張正義，捍衛(wèi)了法律的尊嚴。而勒勃朗筆下的亞森羅平則是一個劫富濟貧、行俠仗義的大盜，他神出鬼沒，為百姓伸張正義，最后當上了偵探，這個浪漫主義色彩濃厚的偵探贏得了法國民眾的喜愛。

　　對西方偵探小說全面借鑒的中國作家自然不會忽視對人物形象的設置和塑造。在現代作家的筆下，一批出身平民階層的私家偵探代替了清官貴人，他們聰明過人、智慧超群、知識淵博、有勇有謀、機智敏捷、富于正義感，維護普通百姓的利益。程小青《霍桑探案》中的霍桑與包朗，《中國偵探談》中的金蝶飛與阿拜端明顯仿照了“福爾摩斯一華生”組合，孫了紅的《俠盜魯平探案》的主人公魯平可以說是亞森羅平的翻版。父母雙亡的霍桑在大學期間便具有科學頭腦，對實驗心理變態(tài)等尤為獨到，他有著明察秋毫的觀察力，踏實的調研作風，積極的搜集材料，在偵探本領上可與福爾摩斯一較高下。同時霍桑也愛拉琴，對文學也頗有研究，和福爾摩斯一樣的多才多藝，愛好廣泛。孫了紅的魯平和亞森羅平一樣，是個俠盜，他行蹤詭秘，面目多變，出入富室大戶，偷金竊銀，綁架勒索，和亞森羅平一樣令警方頭疼，同時也擁有精明的頭腦和卓越的推理能力，從而成功破解一系列案件。

　　對人物形象的具體描述過程中，本土作家大膽突破中國古典小說重神似的窠臼，著力描寫人物的心理活動和外貌特征，筆耕文化傳播，借此透露人物的身份教養(yǎng)和處事特征。如對不同案件中霍桑衣著服飾的描寫，可以得知霍桑在暗中調查過程中謹慎  的個性，對細節(jié)的把握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真實豐滿。

　　1．3 破案過程的繼承在“案件一偵查一推理一破案”的固定模式里，偵探小說突出了“偵”和“探”，在堅持客觀理性的科學態(tài)度的基礎上，進行實地調查和取證，依靠對數學、物理、化學、法律及犯罪心理等學科的研究，運用嚴密的邏輯推理將作案者的動機分析出來并判定兇手。程小青說：“我以為偵探小說的本身是科學的，對于情節(jié)的敘述，往往使用演繹和歸納的方法，那就逃不出邏輯的范圍。”程小青的幾十部偵探小說，都能夠建立在嚴密的邏輯推理之上。作者借偵探小說向國人傳播科學思想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開啟國人心智的作用。

　　2 傳統(tǒng)因素中國古典文學中與偵探小說類型相似的是公案小說這一文體。由宋話本公安類演變而來，多以官司的平反冤案為題材，又含有俠義鋤奸的內容，重在塑造封建社會清官形象。

　　最為膾炙人口的有包公案，施公案和彭公案等。19世紀末引入的西方偵探小說在現代小說技巧、私人偵探形象和科學的斷案方式等方面對本土偵探小說影響巨大，作家們立足于中國現實，在創(chuàng)作中融人了濃郁的本土色彩和民族特色，創(chuàng)作出中國式的偵探小說。

　　2．1 文以載道的文學宗旨近代中國文學史上，梁啟超等人倡導“文學救國”論，提倡翻譯介紹西方的現代小說以開啟民智，對偵探小說這一文學體式具有的政治教化功能表示肯定，在理論家的竭力倡導下，眾多作家亦開始了偵探小說的創(chuàng)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