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民俗思想中的調(diào)和性問題研究
發(fā)布時間：2014-07-31 11:24
第一章 周作人民俗思想的學術淵源及其調(diào)和性特質(zhì)
進入了“總結(jié)時期”的周作人在《苦口甘口•自序》中講：“近時寫<我的雜學>，因為覺得寫不好，草率了事，卻已有二十節(jié)，寫了之后乃益了解，自己歷來所寫的文章里面所有的就只是這一點東西，假如把這些思想抽去了，剩下的便只是空虛的文字和詞句，毫無價值了。我一直不相信自己能寫好文章，如或偶有可取，那么所可取者也當在于思想而不是文章”。無論是文學評論、散文創(chuàng)作抑或是翻譯異域作品，周作人都強調(diào)其中蘊含的思想因素，而這諸多的思想有著深遠的理論淵源與學術背景，并在周氏孜孜以求中內(nèi)化為己用。這其中民俗思想是不容忽視的一個方面，1931 年，周作人在接受一家雜志提問時總結(jié)說：“我志愿的學術：希臘神話學；我最愛好的著作：文化人類學與民俗學的著作……”
周氏民俗思想受到的學術理論涵化正如其自己在《我的雜學》中提到的“我從古今中外各方面都受到各種影響，分析起來，大旨如上邊說過，在知情兩方面分別承受西洋與日本的影響為多”。本章即從西方的文化人類學、民俗學研究與日本柳田國男鄉(xiāng)土研究兩個方面，探究周作人民俗學思想多元的知識結(jié)構(gòu)，以及經(jīng)歷學術涵化的周作人在民俗思想上多呈現(xiàn)出的科學啟蒙與人間情懷并存的調(diào)和性特質(zhì)。
第一節(jié) 西方的學術涵化與周作人的啟蒙精神
周作人接觸西方人類學、民俗學理論肇始于其留學日本期間，原本因關注著西方的文學而需要了解神話的知識，由神話尤其是神話研究中的人類學派進而對文化人類學產(chǎn)生了興趣，“當初聽說要讀懂西洋文學須得知道一點希臘神話，所以去找一兩種參考書來看”，“我到東京的那一年（一九零六），買該萊（Gayley）的《英文學中之古典神話》，隨后又得到了安特魯朗（Andrew Lang）的兩本《神話儀式與宗教》，這樣便使我與神話發(fā)生了關系”，后來“對神話本身產(chǎn)生了興趣便又去別方面尋找……安特魯朗的則是神話人類學派的解說，我又從這里引起文化人類學的興趣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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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科交叉與周作人模糊的民俗學科意識
西方（歐洲）的民俗學萌芽于19世紀，在歐洲民族主義、浪漫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展開并與之呼應，赫爾德、格林兄弟成為其中的代表人物。早期的民俗學家們將民俗視為整合民族精神的有效利器，認為民間文化是民族文化之根源，同時他們反對啟蒙理性，希望到民間文化中尋找自然、淳樸、遺失了的民族傳統(tǒng)文化。及至 1846 年，英國考古學者湯姆斯（W.J.Thoms）創(chuàng)造了“Folklore”這個詞替代英格蘭的“民間 古俗”。早期的民俗學者認為民俗學的研究對象是民眾生活，它是非官方的、非正統(tǒng)的文化。湯姆斯即提到他創(chuàng)造的“Folklore”包括古老的“風俗、習慣、儀典、迷信、歌謠、寓言等”。
西方的人類學在 19 世紀中期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進化論人類學派的代表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被尊為“人類學之父”。人類學就是“期待建立一種關于人的自然特性和人類的文化創(chuàng)造這兩個方面的科學”。廣義的人類學如威廉•哈維蘭（William A Haviland ）所指出，“在傳統(tǒng)上人類學被劃分為四個領域：體質(zhì)人類學和三個文化人類學分支學科——考古學、語言人類學和民族學（通常被稱為社會文化人類學），體質(zhì)人類學主要研究作為生物有機體的人，文化人類學研究作為文化創(chuàng)造者的人”，而文化人類學的三個分支又有各自的研究對象，“考古學家通常從過去的文化出發(fā)研究物質(zhì)對象以解釋人類的行為；語言學家研究人類的語言，描述語言、探究語言的歷史或者研究人們在特殊的社會背景中是如何使用它們的；民族學家專門研究現(xiàn)在的或最近的文化，做文化比較研究，他們專注于文化的特殊方面，如宗教的或經(jīng)濟的實踐，或者作為民族志學家，他們可能進入田野去觀察、描述和解釋人類行為”。狹義的人類學僅指社會文化人類學。如今美國還采用廣義的范疇，而歐洲采用狹義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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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周作人民俗思想在新文化啟蒙中的調(diào)和作用
在以“科學”“理性”啟蒙民眾的新文化運動中，“新文學”“新道德”是新文化陣營力主構(gòu)建的價值系統(tǒng)。相應的，以“捉妖打鬼”的姿態(tài)解構(gòu)舊有的文學趣味與倫理體系、為新文化建設工程提供合法依據(jù)成為主流的文化立場，而在具體操作層面，對民間歌謠審美成分的積極“開掘”與對民間俗信蒙昧因素的積極“發(fā)現(xiàn)”，代表了新文化人的“態(tài)度一致性”。而作為新文化陣營的同仁，周作人卻以其學術立場的堅持顯示出對主流形態(tài)的疏離，并對“科學”“理性”做出另一番詮釋。本章以周作人調(diào)和性的民俗思想為切入點，探討這一調(diào)和性的思想在周作人的文化啟蒙中產(chǎn)生的影響，從其淡化主流形態(tài)對民間歌謠文學審美價值的觀點，堅持民俗學研究價值，以及反省主流以“科學”論調(diào)對民間俗信做一邊倒的價值否定，這三個角度展開論述，論證周作人疏離于主流傾向，堅持個人的學術立場，從而發(fā)掘他在更深層意義上顯現(xiàn)出的理性精神與個人意識。
在轟轟烈烈的文學革命中，周作人并不是站在隊伍最前列的領路人，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與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業(yè)已在《新青年》上發(fā)表，而此時的周作人卻并沒有給予積極認同，在后來的追憶中，他曾提到“我初來北京，魯迅曾以《新青年》數(shù)冊見視，并且述許季茀的話道‘這里邊頗有些謬論，可以一駁。’大概許君是用了民報社的眼光去看它，所以這么說的吧，但是我看了卻覺得沒什么有謬，雖然也并不怎么對。”
這里“并不怎么對”也許并非出于他仍堅持恩師太炎先生在小學方面的復古立場，但此時不轉(zhuǎn)變的原因我們大概可以從后來的轉(zhuǎn)變中得知一二。張勛復辟事件，使得周作人有了新的覺悟，“經(jīng)歷這次事變，深深感覺中國改革之尚未成功，有思想革命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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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jié) 民間歌謠研究的學術立場對新文學主流話語的疏離
中國現(xiàn)代意義上的歌謠收集與整理，其初衷是與新文學運動白話新詩創(chuàng)作相裹挾的，為新詩的創(chuàng)作張目并為之提供本源上的支持。從動機上講，這并無不妥之處，也取得了實際的效果。然而，從另一個角度延伸，如若將最初的視域稍作擴展，從學理上做一番“理智上的保障”，而非僅僅是“從情感上的發(fā)生”（劉半農(nóng)語），文學價值“甚高”的歌謠便又被具備了民俗學上的研究價值，而這一點恰是周作人的學術堅持。猶為重要的是，唯其此種學術視角的堅持，在拓展了歌謠研究領域的同時，更從風俗、方言等個方面擴張了民俗學科本身的研究范圍�？陀^地講，這并不能畢其功于一役地歸于周作人，但其學術價值的堅持，對民俗學確然具有不可否認的草創(chuàng)之功與長遠影響。周作人與新文化運動的關系不僅顯示為在主流層面的諸多“新”的倡導，更顯示為其因秉持“科學”“理性”的新文化立場而對主流話語的反思，進而在新文學學科創(chuàng)制之外對“現(xiàn)代民俗學”的建設。
鐘敬文先生指出，“通常，人們認為中國民俗學涌動始于1919年的五四運動前后但實際上，近代的科學意義上的中國民俗學早在20世紀初就已經(jīng)萌芽，當時的一些仁人志士在介紹國外民主思想的同時也將西方民俗寫理論介紹到了我國。”但是，這些還只是“胚芽”。只有等到“五四運動爆發(fā)前的1918年，北京大學成立了近世歌謠征集處，1920年成立了歌謠研究會，1922年出版了《歌謠周刊》”的時候，“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行動的中國民俗學運動”才“拉開序幕”。
正如鐘先生所言，1918 年的歌謠征集處，1920年的歌謠研究會以及1922年《歌謠周刊》的創(chuàng)刊等對于“歌謠”的研究是作為“北大時期”的民俗研究活動中的最為重要的部分，而其中歌謠征集處的創(chuàng)設自然成為歌謠研究的淵藪，更是歌謠文學審美價值想象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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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論 ..................................................................... 1
第一節(jié) 民俗學意義上的周作人研究縷析 ...................... 1
第二節(jié) 本文的研究動機與思路 ................................... 9
第一章 周作人民俗思想的學術淵源及其調(diào)和性特質(zhì)........... 16
第一節(jié) 西方的學術涵化與周作人的啟蒙精神................... 17
第二節(jié) 日本柳田國男鄉(xiāng)土研究與周作人的人間情懷............. 31
結(jié) 論 ........................................................................... 36
第二章 周作人民俗思想在新文化啟蒙中的調(diào)和作用.............38
第一節(jié) 民間歌謠研究的學術立場對新文學主流話語的疏離....40
第二節(jié) 民間信仰研究對新文化啟蒙有限性的思考............... 50
結(jié) 論 ..........................................................................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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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jié) 論
疏離于文化陣營的主流話語，在歌謠研究方面強調(diào)其民俗學價值而弱化其文學審美價值，在民間信仰分析上，采取既認定其原始荒蠻的積習又理解其民間情緒的傳承的調(diào)和性觀點，這樣的學術立場使周作人疏異于主流的“合群”的價值取向，同時他的主動疏遠實際上更體現(xiàn)著其堅守著 “科學理性”精神。趙京華先生在周作人與柳田國男的比較研究中指出，“觀察周作人一生的思想總體傾向,很難說是徹底的非西方主義,但除去五四時代,周作人溢出中國的主潮,在重視固有文化價值、理解民間傳統(tǒng)中亦有一種與柳田相近的基于本土文化資源,尋求新的思考方式與價值體系的意識傾向。在這個意義上, 我覺得周作人的思想與學問, 在西方普世主義遭到強烈質(zhì)疑的今天,依然有其再探討的價值”。
從生物遺傳學、文化進化論的角度深諳民間積習的強大滯性，而時常以“種業(yè)”“重來”這樣帶有歷史循環(huán)論色彩的詞語來形容文化積滯的周作人，也就能夠?qū)o予民眾的藝術思想乃至人性以過高估價的行為做出有力的反思，因此他于“群”的熱度始終保持冷靜；又因其從民俗學的立場出發(fā)對于文化傳承的緩慢性、系統(tǒng)性與相對連續(xù)性有著明確的認識，所以周作人也同樣能夠?qū)σ詺v史宏大標準為信條的新舊優(yōu)劣標準在合理性方面的缺欠予以指正。
本文編號：8228
進入了“總結(jié)時期”的周作人在《苦口甘口•自序》中講：“近時寫<我的雜學>，因為覺得寫不好，草率了事，卻已有二十節(jié)，寫了之后乃益了解，自己歷來所寫的文章里面所有的就只是這一點東西，假如把這些思想抽去了，剩下的便只是空虛的文字和詞句，毫無價值了。我一直不相信自己能寫好文章，如或偶有可取，那么所可取者也當在于思想而不是文章”。無論是文學評論、散文創(chuàng)作抑或是翻譯異域作品，周作人都強調(diào)其中蘊含的思想因素，而這諸多的思想有著深遠的理論淵源與學術背景，并在周氏孜孜以求中內(nèi)化為己用。這其中民俗思想是不容忽視的一個方面，1931 年，周作人在接受一家雜志提問時總結(jié)說：“我志愿的學術：希臘神話學；我最愛好的著作：文化人類學與民俗學的著作……”
周氏民俗思想受到的學術理論涵化正如其自己在《我的雜學》中提到的“我從古今中外各方面都受到各種影響，分析起來，大旨如上邊說過，在知情兩方面分別承受西洋與日本的影響為多”。本章即從西方的文化人類學、民俗學研究與日本柳田國男鄉(xiāng)土研究兩個方面，探究周作人民俗學思想多元的知識結(jié)構(gòu)，以及經(jīng)歷學術涵化的周作人在民俗思想上多呈現(xiàn)出的科學啟蒙與人間情懷并存的調(diào)和性特質(zhì)。
第一節(jié) 西方的學術涵化與周作人的啟蒙精神
周作人接觸西方人類學、民俗學理論肇始于其留學日本期間，原本因關注著西方的文學而需要了解神話的知識，由神話尤其是神話研究中的人類學派進而對文化人類學產(chǎn)生了興趣，“當初聽說要讀懂西洋文學須得知道一點希臘神話，所以去找一兩種參考書來看”，“我到東京的那一年（一九零六），買該萊（Gayley）的《英文學中之古典神話》，隨后又得到了安特魯朗（Andrew Lang）的兩本《神話儀式與宗教》，這樣便使我與神話發(fā)生了關系”，后來“對神話本身產(chǎn)生了興趣便又去別方面尋找……安特魯朗的則是神話人類學派的解說，我又從這里引起文化人類學的興趣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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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科交叉與周作人模糊的民俗學科意識
西方（歐洲）的民俗學萌芽于19世紀，在歐洲民族主義、浪漫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展開并與之呼應，赫爾德、格林兄弟成為其中的代表人物。早期的民俗學家們將民俗視為整合民族精神的有效利器，認為民間文化是民族文化之根源，同時他們反對啟蒙理性，希望到民間文化中尋找自然、淳樸、遺失了的民族傳統(tǒng)文化。及至 1846 年，英國考古學者湯姆斯（W.J.Thoms）創(chuàng)造了“Folklore”這個詞替代英格蘭的“民間 古俗”。早期的民俗學者認為民俗學的研究對象是民眾生活，它是非官方的、非正統(tǒng)的文化。湯姆斯即提到他創(chuàng)造的“Folklore”包括古老的“風俗、習慣、儀典、迷信、歌謠、寓言等”。
西方的人類學在 19 世紀中期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進化論人類學派的代表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被尊為“人類學之父”。人類學就是“期待建立一種關于人的自然特性和人類的文化創(chuàng)造這兩個方面的科學”。廣義的人類學如威廉•哈維蘭（William A Haviland ）所指出，“在傳統(tǒng)上人類學被劃分為四個領域：體質(zhì)人類學和三個文化人類學分支學科——考古學、語言人類學和民族學（通常被稱為社會文化人類學），體質(zhì)人類學主要研究作為生物有機體的人，文化人類學研究作為文化創(chuàng)造者的人”，而文化人類學的三個分支又有各自的研究對象，“考古學家通常從過去的文化出發(fā)研究物質(zhì)對象以解釋人類的行為；語言學家研究人類的語言，描述語言、探究語言的歷史或者研究人們在特殊的社會背景中是如何使用它們的；民族學家專門研究現(xiàn)在的或最近的文化，做文化比較研究，他們專注于文化的特殊方面，如宗教的或經(jīng)濟的實踐，或者作為民族志學家，他們可能進入田野去觀察、描述和解釋人類行為”。狹義的人類學僅指社會文化人類學。如今美國還采用廣義的范疇，而歐洲采用狹義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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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周作人民俗思想在新文化啟蒙中的調(diào)和作用
在以“科學”“理性”啟蒙民眾的新文化運動中，“新文學”“新道德”是新文化陣營力主構(gòu)建的價值系統(tǒng)。相應的，以“捉妖打鬼”的姿態(tài)解構(gòu)舊有的文學趣味與倫理體系、為新文化建設工程提供合法依據(jù)成為主流的文化立場，而在具體操作層面，對民間歌謠審美成分的積極“開掘”與對民間俗信蒙昧因素的積極“發(fā)現(xiàn)”，代表了新文化人的“態(tài)度一致性”。而作為新文化陣營的同仁，周作人卻以其學術立場的堅持顯示出對主流形態(tài)的疏離，并對“科學”“理性”做出另一番詮釋。本章以周作人調(diào)和性的民俗思想為切入點，探討這一調(diào)和性的思想在周作人的文化啟蒙中產(chǎn)生的影響，從其淡化主流形態(tài)對民間歌謠文學審美價值的觀點，堅持民俗學研究價值，以及反省主流以“科學”論調(diào)對民間俗信做一邊倒的價值否定，這三個角度展開論述，論證周作人疏離于主流傾向，堅持個人的學術立場，從而發(fā)掘他在更深層意義上顯現(xiàn)出的理性精神與個人意識。
在轟轟烈烈的文學革命中，周作人并不是站在隊伍最前列的領路人，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與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業(yè)已在《新青年》上發(fā)表，而此時的周作人卻并沒有給予積極認同，在后來的追憶中，他曾提到“我初來北京，魯迅曾以《新青年》數(shù)冊見視，并且述許季茀的話道‘這里邊頗有些謬論，可以一駁。’大概許君是用了民報社的眼光去看它，所以這么說的吧，但是我看了卻覺得沒什么有謬，雖然也并不怎么對。”
這里“并不怎么對”也許并非出于他仍堅持恩師太炎先生在小學方面的復古立場，但此時不轉(zhuǎn)變的原因我們大概可以從后來的轉(zhuǎn)變中得知一二。張勛復辟事件，使得周作人有了新的覺悟，“經(jīng)歷這次事變，深深感覺中國改革之尚未成功，有思想革命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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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jié) 民間歌謠研究的學術立場對新文學主流話語的疏離
中國現(xiàn)代意義上的歌謠收集與整理，其初衷是與新文學運動白話新詩創(chuàng)作相裹挾的，為新詩的創(chuàng)作張目并為之提供本源上的支持。從動機上講，這并無不妥之處，也取得了實際的效果。然而，從另一個角度延伸，如若將最初的視域稍作擴展，從學理上做一番“理智上的保障”，而非僅僅是“從情感上的發(fā)生”（劉半農(nóng)語），文學價值“甚高”的歌謠便又被具備了民俗學上的研究價值，而這一點恰是周作人的學術堅持。猶為重要的是，唯其此種學術視角的堅持，在拓展了歌謠研究領域的同時，更從風俗、方言等個方面擴張了民俗學科本身的研究范圍�？陀^地講，這并不能畢其功于一役地歸于周作人，但其學術價值的堅持，對民俗學確然具有不可否認的草創(chuàng)之功與長遠影響。周作人與新文化運動的關系不僅顯示為在主流層面的諸多“新”的倡導，更顯示為其因秉持“科學”“理性”的新文化立場而對主流話語的反思，進而在新文學學科創(chuàng)制之外對“現(xiàn)代民俗學”的建設。
鐘敬文先生指出，“通常，人們認為中國民俗學涌動始于1919年的五四運動前后但實際上，近代的科學意義上的中國民俗學早在20世紀初就已經(jīng)萌芽，當時的一些仁人志士在介紹國外民主思想的同時也將西方民俗寫理論介紹到了我國。”但是，這些還只是“胚芽”。只有等到“五四運動爆發(fā)前的1918年，北京大學成立了近世歌謠征集處，1920年成立了歌謠研究會，1922年出版了《歌謠周刊》”的時候，“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行動的中國民俗學運動”才“拉開序幕”。
正如鐘先生所言，1918 年的歌謠征集處，1920年的歌謠研究會以及1922年《歌謠周刊》的創(chuàng)刊等對于“歌謠”的研究是作為“北大時期”的民俗研究活動中的最為重要的部分，而其中歌謠征集處的創(chuàng)設自然成為歌謠研究的淵藪，更是歌謠文學審美價值想象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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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論 ..................................................................... 1
第一節(jié) 民俗學意義上的周作人研究縷析 ...................... 1
第二節(jié) 本文的研究動機與思路 ................................... 9
第一章 周作人民俗思想的學術淵源及其調(diào)和性特質(zhì)........... 16
第一節(jié) 西方的學術涵化與周作人的啟蒙精神................... 17
第二節(jié) 日本柳田國男鄉(xiāng)土研究與周作人的人間情懷............. 31
結(jié) 論 ........................................................................... 36
第二章 周作人民俗思想在新文化啟蒙中的調(diào)和作用.............38
第一節(jié) 民間歌謠研究的學術立場對新文學主流話語的疏離....40
第二節(jié) 民間信仰研究對新文化啟蒙有限性的思考............... 50
結(jié) 論 ..........................................................................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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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jié) 論
疏離于文化陣營的主流話語，在歌謠研究方面強調(diào)其民俗學價值而弱化其文學審美價值，在民間信仰分析上，采取既認定其原始荒蠻的積習又理解其民間情緒的傳承的調(diào)和性觀點，這樣的學術立場使周作人疏異于主流的“合群”的價值取向，同時他的主動疏遠實際上更體現(xiàn)著其堅守著 “科學理性”精神。趙京華先生在周作人與柳田國男的比較研究中指出，“觀察周作人一生的思想總體傾向,很難說是徹底的非西方主義,但除去五四時代,周作人溢出中國的主潮,在重視固有文化價值、理解民間傳統(tǒng)中亦有一種與柳田相近的基于本土文化資源,尋求新的思考方式與價值體系的意識傾向。在這個意義上, 我覺得周作人的思想與學問, 在西方普世主義遭到強烈質(zhì)疑的今天,依然有其再探討的價值”。
從生物遺傳學、文化進化論的角度深諳民間積習的強大滯性，而時常以“種業(yè)”“重來”這樣帶有歷史循環(huán)論色彩的詞語來形容文化積滯的周作人，也就能夠?qū)o予民眾的藝術思想乃至人性以過高估價的行為做出有力的反思，因此他于“群”的熱度始終保持冷靜；又因其從民俗學的立場出發(fā)對于文化傳承的緩慢性、系統(tǒng)性與相對連續(xù)性有著明確的認識，所以周作人也同樣能夠?qū)σ詺v史宏大標準為信條的新舊優(yōu)劣標準在合理性方面的缺欠予以指正。
本文編號：8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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