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人口低生育率階段的勞動力供求變化與中國經濟增長，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人口低生育率階段的勞動力供求變化與中國經濟增長
王德文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 Email Address: wangdw@cass.org.cn

中文摘要： 本文分析了中國人口低生育率階段勞動力供給和需求變化， 及其對中國經濟 隨著中國人口增長進入了低生育階段， 人口低增長最終會帶來勞動力供 增長所帶來的影響。 給的低速增長。 在持續(xù)

快速的經濟增長情況下， 勞動年齡人口從相對比重下降到絕對數量下 降，將會誘發(fā)工資率的不斷上升。同時，在預期壽命不斷延長的情況，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 將會加重養(yǎng)老負擔。 在勞動成本上升和養(yǎng)老負擔加重的情況下， 保持中國未來持續(xù)增長將在 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加速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積累， 勞動生產率的顯著提高， 以及轉變經濟 增長方式。 關鍵詞：低生育率、勞動力供給、勞動力需求、人力資本、勞動生產率、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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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低生育率階段的勞動力市場變化與中國經濟增長 1

一、引言 中國人口出生率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后期有較大幅度下降。 此后， 隨著計劃生育政策 經濟因素和政策因素對家庭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 經濟改革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 逐步推開、 為產生的影響越來越大，人口出生率繼續(xù)保持下降趨勢。特別是，工業(yè)化和城市化誘發(fā)了大 量農村人口和勞動力向城市遷移。 在這個過程中， 婚育年齡推遲和城市文化影響進一步加速 了中國人口轉變進程。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中國人口增長率下降到 1%以下，基本完成 了從傳統(tǒng)增長模式先現代模式轉變，即從“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長”轉向“低出生、低死 亡、低增長” 。 2000 年中國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為 7.1％，按照國際標準，這標志著中國進入了人 口老齡化社會。2005 年，中國人口老齡化水平已上升到 7.7%。大量預測表明，中國人口增 長的速度將進一步放慢， 人口老齡化的速度將進一步加快。 在人口生育率下降和預期壽命延 長的情況下， 人口低增長最終會帶來勞動力供給的低增長。 而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在不斷地 創(chuàng)造出新的勞動力需求。 伴隨著勞動年齡人口從相對比重下降到絕對數量下降， 勞動力供給 和需求之間的缺口必然帶來工資率上升，誘發(fā)產業(yè)結構和就業(yè)結構的調整問題。 工資上升是一柄雙刃劍。一方面，工資上升能夠改善勞動者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刺 激勞動者增加人力資本投資， 提高勞動生產率； 另一方面， 工資上升也帶來了勞動成本上升， 削弱中國制造業(yè)和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競爭優(yōu)勢， 對出口和經濟增長起到制約作用。 從上 個世紀 90 年代中期開始，中國城鎮(zhèn)實際工資增長進入了高增長時期。這種高增長如果能夠 得益于勞動生產率的高增長，它無疑能收到工資和經濟同步增長的雙重效果。然而，對勞動 生產率的分析表明，工資增長明顯快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如果講，中國目前的工資快速增 長是對過去偏低工資水平一種補償的話，那么，這種增長勢頭在今后應當放慢。否則，它會 侵蝕到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中國經濟的競爭能力。 當然， 如果能做到人力資本積累和勞動者 技能提高與經濟結構調整相匹配，中國就可以實現工資增長與經濟增長的齊頭并進。 在勞動力供求關系發(fā)生重要轉折的時期， 人口老齡化加快將會加重養(yǎng)老負擔， 削弱經增 長動力。目前，中國尚處于收獲人口紅利的最后階段，我們應當通過充分就業(yè)的政策來挖掘 尚存的人口紅利。 隨著人口轉變進入負債階段， 中國未來經濟增長將面臨著勞動成本上升和 養(yǎng)老負擔加重的沖擊。 在這種情況下， 實現中國經濟持續(xù)增長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如何加 快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積累，勞動生產率的顯著提高，以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本文余下分為四個部分： 第二部分討論了人口低速增長對勞動力供給的影響； 第三部分 考察了工資高增長和勞動力需求問題； 最后是本 第四部分分析了人口轉變與中國經濟增長； 文結論。 二、人口低速增長與勞動力供給 中國人口增長具有明顯的階段性變化。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隨著國民經濟恢復和發(fā)展， 人口出現了快速增長，出生率保持在 30‰以上。加之醫(yī)療衛(wèi)生條件改善使得各種急性傳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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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研究獲得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未來 5 到 10 年我國就業(yè)形勢和就業(yè)政策》和中國社會科學院 重大課題《未富先老國情下中國經濟增長潛力研究》資助，特此致謝。 2

病很快得到控制，死亡率從 1949 年的 20‰下降到 1957 年的 10.8‰，人口增長出現了第一 次增長高峰。1958 年到 1961 年是中國人口發(fā)展非正常時期。由于政策方針失誤和自然災害 影響，人口再生產的自然演變過程被中斷，死亡率異常上升，1960 年達到 25.43‰，導致出 現了人口負增長。此后，中國人口在死亡率保持低水平的情況下，出生率大幅度下降，結果 使得人口自然增長率由 70 年代初的 20‰以上下降到 1998 年得 10‰以下。本世紀初以來， 中國人口進入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現代型人口增長階段（見圖 1） 。預測表明， 中國人口數量將在 2030 年前后達到高峰，此后，人口總量開始逐步下降，由低水平增長階 段過渡到負增長階段。

圖 1 1949 年到 2050 年的中國人口增長
資料來源：1949 年到 2004 年的數據來自《中國人口統(tǒng)計年鑒》 （歷年） ，2005 年到 2050 年的數據來自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4 Revision and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03 Revision, , 10 November 2006 (Medium variant). 在人口轉變過程中， 由于死亡 人口數量低增長最終會帶來勞動年齡人口數量的低增長。 率下降快于出生率，這樣，人口增長和勞動年齡人口增長就有一個時滯。當出生率越過高增 長階段之后，勞動年齡人口增長則進入了快速增長階段。如果預期壽命不變，當出生率由低 增長進入負增長階段之后， 勞動年齡人口則處于低增長階段。 然而， 由于預期壽命不斷延長， 勞動年齡人口從高增長轉向低增長速度，要快于人口增長的這種轉變。也就是講，人口轉變 通過生育率下降和預期壽命延長的雙重作用， 導致勞動年齡人口增長比總人口增長更快地進 入低增長和負增長的階段。 正如圖 2 所示，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到 2015 年前后，一直處 于上升階段，從 3.4 億上升到 10 億左右。2015 年之后，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數量處于不斷下 降趨勢。從增長角度看，勞動力年齡人口從上個世紀六十年代進入快速增長階段，這種快速 增長階段持續(xù)了將近四十年左右。 本世紀初以來， 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增長速度處于不斷 減速態(tài)勢。這種態(tài)勢大約在 2015 年前后開始轉變?yōu)樨撛鲩L階段，意味著勞動年齡人口的絕 對數量開始下降。相比之下，人口數量增長將在 2035 年前后才開始出現負增長狀態(tà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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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 1950－2050 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及其增長 資料來源：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4 Revision and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03 Revision, , 10 November 2006 (Medium variant). 總和生育率是解釋和預測人口生育行為變化的一個重要指標。 總和生育率反映了一個婦 女一生中生育子女數量。如果實際的總和生育率高于人口更替水平所要求的總和生育率 2 ， 那么，人口數量將處于持續(xù)增長態(tài)勢。反之，人口數量將遲早要面臨著負增長的局面。在 20 世紀 90 年代初期， 中國總和生育率在 2.2 左右， 高于人口更替水平所要求的總和生育率。 到 2000 年，緣于第五次人口普查原始匯總資料很低總和生育率的估計結果 3 ，近年來學術界 對中國的真實總和生育率進行了一系列研究。 比較一致的觀點認為， 考慮到婚育年齡推遲等 人口結構性因素，以及漏報等問題，中國目前的總和生育率在 1.6－1.8 之間。一些學者利用 調查資料和第四次人口普查資料的推斷結果，也支持上述結論（郭志剛等，2006） 。 聯合國對中國的中位人口估計采用了 1.85 的總和生育率。因此，它顯然存在高估中國 長期的人口增長和勞動年齡人口增長。從中期或短期估計來看，由于勞動年齡人口為 15-64 歲年齡組的人口數量，這樣，即使采用如 1.6 或 1.8 等較低總和生育率，它們對未來十五年 中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增長影響不大， 但對人口數量增長和十五之后的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增長 有較大的影響。本文以下部分主要根據總和生育率為 1.8 的預測結果 4 ，分析未來十五年內 的勞動力供給變化情況。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無論采用多大的總和生育率，它們都對到 2020 年的勞動力年齡人口數量沒有影響，只對其占總人口的比例略有影響。也就是講，未 來十五年內的勞動年齡人口數量是由過去十五年前出生的人口數量累計決定的。 實際上， 勞動年齡人口供給是一個潛在的勞動力供給數量。 這部分人口并不都是參與勞 真正屬于勞動力供給部分是那些積極參與勞動力市場活動 動力市場活動。 在這部分人口中， 的人口。因此，在預測出勞動年齡人口數量之后，我們需要利用勞動參與率變化趨勢，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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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在 2.1 左右。 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原始匯總資料的推算結果在 1.22 左右。 4 這個結果由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王廣州副研究員提供。 4

進行調整，將潛在的勞動力供給數量轉化為有效的勞動力供給數量。 上個世紀 90 年代以來，中國勞動參與率呈現不斷下降趨勢。從 1990 年到 2004 年，中 國勞動參與率從 85.6%下降到 81.9%。這種下降趨勢是由眾多因素造成的。這些因素包括： 一是經濟轉型所帶來的下崗失業(yè)，使得一部分在勞動力市場上沮喪的工人退出了勞動力市 場，特別是 40-50 歲的低技能工人和婦女；二是高等教育擴展之后，延長青年人接受教育時 間； 三是城鎮(zhèn)社會保障體制讓一部分人通過享受這種福利而退出勞動力市場； 四是在一部分 高收入群體中，家庭分工讓部分女性退出了勞動力市場。

圖 3 2005－2020 年中國勞動力供給趨勢 資料來源：根據王廣州提供的數據計算得到。 根據這種趨勢，我們對今后勞動力供給預測采取兩種方案：一種是假定今后 15 年里勞 另一種是假定今后 15 年里勞動參與率按照過去的趨勢 動參與率保持在 2004 年的水平不變； 遞減，這樣，到 2020 年，中國勞動參與率會下降到 78.4%。從圖 3 可見，如果未來勞動參 與保持在 81.9%不變，那么，今后 15 年里有效勞動供給數量將從 2005 年的 7.54 億上升到 2016 年的 8.20 億，比 2005 年多 6600 萬人。在余下的四年中，有效勞動供給數量大體維持 在這個規(guī)模，并略有下降，到 2020 年為 8.17 億，比 2005 年多 6300 萬人。然而，如果采用 第二種方案預測，今后 15 年里有效勞動供給數量到 2014 年上升到峰值，為 7.90 億，比第 一種方案少 3000 萬人。到 2020 年，第二種方案預測的有效勞動力供給數量為 7.75 億，比 第一種方案少 4100 萬人。 上述兩種預測方案都表明，未來有效勞動力供給的峰值大約在 2015 年前后，然后，開 始出現下降態(tài)勢。從凈增長的角度看，從 2005 年到 2015 年，逐年增量的幅度不斷下降，到 2015 年之后開始出現負增長。這種變化與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保持了一致。不過，與勞動 年齡人口相比，第一種方案預測的有效勞動力供給數量與之相差 1.66-1.81 億人，第二種方 案預測的有效勞動力供給數量與之相差 1.69-2.22 億人。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勞動力供給 正處于重要轉折的前期。 它與經濟增長所創(chuàng)造的勞動力需求一起， 將中國勞動力市場帶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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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急劇變化的時代。 三、工資高增長與勞動力需求 改革以來，中國工資增長在不同時期是不平衡的。如圖 4 所示，無論是貨幣工資、還是 實際工資，在 20 世紀八十年代都保持著相對較慢增長的態(tài)勢。但從九十年代開始，特別是 從九十年代中期開始，中國工資變化進入了高速增長階段。如果選擇 2000 年為 100，我們 可以計算貨幣工資指數和實際工資指數。貨幣工資在改革初期的起點很低，但上升較快，到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幾乎是翻一番。進入九十年代之后，上升更加迅速，到 2005 年上升 到最高點。 相對來講， 實際工資在整個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一直保持著更慢的速度上升， 但從九十年代中期開始也進入了高速增長階段。

250

貨幣工資 200 工資指數(2000=100)

實 際 工 資 （ CPI平 減 指 數 ）

實 際 工 資 （ GDP平 減 指 數 ）

150

100

50

0 1978 1981 1984 1987 1990 1993 1996 1999 2002 2005

圖 4 1978年到2005年的中國工資指數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國家統(tǒng)計局，《中國統(tǒng)計年鑒》（2006），中國統(tǒng)計出版社，北京。 1978年到2005年，中國貨幣工資從615元上升到18405元，年平均增長率為13.4%。從時 間階段上看， 貨幣工資的年平均增長率， 1978年到1985年為9.5%， 1986年到1990年為13.3%， 1991年到1995年為21.1%，1996年到2000年為11.3%，2001年到2005年為14.5%。也就是講， 貨幣工資在上個世紀九十初期和本世紀初期分別經歷了兩次快速增長。 但是， 由于這個兩個 時期物價變化不同，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期中國經歷了嚴重的通貨膨脹；相反，本世紀初期 的物價水平變化不大，因此，在比較這兩個時段的工資增長時，我們需要消除物價因素。 選用不同的平減指數 5 對計算實際工資變化有所不同。在實際應用中，我們可采用消費 者價格指數和GDP平減指數兩種辦法。 如果采用消費者價格指數， 1978年到2005年實際工資 的年平均增長率為7.0%。由于GDP平減指數包含的商品和服務范圍更廣，它的實際指數數 值小于消費者價格變化，這樣，利用它計算得到的實際工資增長率就高一些，改革以來的年 平均增長速度為7.6%。 在消除物價因素之后， 采用消費者價格指數計算的實際工資在九十年代上半期的年平均

《中國統(tǒng)計年鑒》頒布了實際工資指數。根據這個指數，我們可以計算實際工資的平減指數。將這個指 數與城鎮(zhèn)消費指數比較，兩者在 1998 年之前基本相同，但在 1998 年之后有顯著不同。本文主要利用城鎮(zhèn) 消費價格指數來計算實際工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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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長為5.9%，而2001年到2005年期間的平均增長率為13.2%，實際工資增長率呈現出一路上 升的態(tài)勢。如果GDP平減指數，實際工資增長率在1991年到2005年期間大約保持在7-11%的 增長率，近年來也呈現出加速趨勢。 分部門和行業(yè)的實際工資增長也與平均實際工資增長呈現相同的態(tài)勢（見表1）。分所 有制來看， 不同所有制單位的實際工資增長在總體保持著與平均工資增長相同趨勢， 但在增 長幅度有所不同。改革以來，國有單位的實際工資增長最快，其次是集體單位，最后是其它 單位。三個部門的年平均實際工資增長封分別為7.0%、5.8%和5.6%。一個比較有意思的現 象是，中國在九十年代后期加快了國有企業(yè)改革，這種改革主要是通過勞動力數量調整，而 不是工資調整來提高國有企業(yè)效率。 通過將富余人員分流出來， 以及將國有企業(yè)的不良資產 和優(yōu)良資產進行剝離、重組，經過改制后的國有企業(yè)資本有機程度大幅度提高，結果也帶來 了工資的大幅度提高。 而城鎮(zhèn)下崗失業(yè)人員主要通過在非國有部門尋找就業(yè)機會， 結果也在 一定程度緩解了這些部門平均工資的快速增長。 表 1 1978-2005 年分所有制和分行業(yè)實際工資增長（％） 1978-85 平均 分所有制 國有單位 集體單位 其它單位 分行業(yè) 農業(yè) 采掘業(yè) 制造業(yè) 電力、煤氣和水供應業(yè) 建筑業(yè) 交通運輸通訊業(yè) 餐飲零售服務業(yè) 金融保險業(yè) 房地產業(yè) 社會服務業(yè) 衛(wèi)生、體育和社會福利 文化教育 科學研究 政府部門 4.9 5.8 5.0 1.6 5.3 4.8 4.7 5.2 5.3 5.9 5.6 7.0 5.2 3.7 1.5 4.6 2.5 5.6 1.3 2.9 1.9 2.1 5.9 11.7 3.7 2.1 2.9 2.8 3.5 1.8 5.2 8.9 4.6 8.3 3.8 13.9 11.3 7.4 6.8 6.2 8.5 6.4 5.8 5.5 9.1 8.1 6.5 9.9 9.1 10.5 9.2 9.3 11.0 9.5 12.4 10.5 8.7 18.6 11.3 13.1 9.2 13.7 14.5 17.8 9.1 13.1 12.8 13.7 13.9 14.2 4.9 7.2 6.5 7.0 5.4 7.7 6.6 9.6 8.0 9.2 7.8 7.7 8.4 7.2 4.9 5.1 5.3 1986-90 1991-95 2.6 2.8 1.1 4.8 5.9 5.0 3.9 5.3 1996-00 9.1 9.0 7.7 5.9 2001-05 13.2 13.9 11.3 9.6 1978-05 7.0 7.0 5.8 5.6

注： （1） 利用消費者價格指數計算的實際工資增長率； （2） 實際工資增長率為年平均增長率。 資料來源：國家統(tǒng)計局，《中國統(tǒng)計年鑒》（2001，2006），中國統(tǒng)計出版社，北京。 分行業(yè)來看， 所有行業(yè)大體上也保持著與平均工資相同的變化趨勢。 但增長幅度在不同 行業(yè)之間有較大的差異。與平均工資增長水平比較，在一些競爭性的行業(yè)中，如農業(yè)、制造 業(yè)、 建筑業(yè)和餐飲零售業(yè)的實際工資增長相對較慢， 而在一些帶有一定壟斷或非競爭的行業(yè) 中，如金融保險、社會服務、文化教育、科學研究等行業(yè)的工資增長相對較快。從 1978 年 到 2005 年，實際工資增長最慢的三個行業(yè)為農業(yè)、建筑業(yè)和制造業(yè)，它們的年平均增長率 分別為 4.9%、5.4%和 6.5%。實際工資增長最快的三個行業(yè)為金融保險業(yè)、社會服務業(yè)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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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研究等，它們的年平均增長在 8.4-9.6%。 如果計算 1996 年到 2005 年的實際工資年平均增長率，在所有行業(yè)中，除了農業(yè)、建筑 業(yè)和房地產業(yè)以外，其它所有行業(yè)的實際工資增長都在 10%。而這三個行業(yè)的實際工資增 長也分別達到 7.3%、7.9%和 9.3%，它們也高于改革以來的各自的增長率。由此可見，工資 高增長是九十年代中期以來所有部門和行業(yè)經歷的一個普遍現象。 在一個簡單的勞動力供求框架中， 工資水平的急劇上升是勞動力供給和勞動力需求雙方 隨著經濟增長創(chuàng)造出來 力量綜合作用的結果。 如果勞動力供給始終保持在無限供給的狀態(tài)， 新增的勞動力需求，這些需求就會被大量剩余的勞動力及時補充。因此，不會出現工資水平 上漲現象。發(fā)展經濟學中所謂的劉易斯轉折點就描述了這種現象（Lewis，1954） ，即發(fā)展中 國家的二元經濟中， 農業(yè)部門有近似無限剩余的農業(yè)勞動力存在， 這種存在保持了工業(yè)部門 擴展過程始終有廉價的勞動力供給。 隨著經濟發(fā)展到一定的階段， 現代工業(yè)部門吸收了大量 農村剩余勞動力，此時，農業(yè)部門無限剩余的勞動力供給狀態(tài)就轉變?yōu)橛邢奘Ｓ酄顟B(tài)，現代 部門的進一步擴展就面臨工資調整問題。 中國是一個人口數量最多的發(fā)展中國家。2004 年人均收入水平上升到 1162 美元，屬于 全球國別排序中的中低收入組。 在這樣一個發(fā)展階段上， 人們通常認為像中國這樣勞動力數 量眾多的國家不存在著短缺問題。然而，從 2003 年底開始，中國東南沿海地區(qū)出現了農民 工短缺現象。2004 年，這個現象主要集中在廣東省的珠江三角洲地區(qū)和福建省的福州、廈 門等地區(qū)。到 2005 年，上述短缺現象進一步加劇，從珠江三角洲蔓延到長江三角洲、華北 沿海地區(qū)，甚至勞務輸出大省，如湖南、江西等地也出現了企業(yè)招工困難。這種現象實際上 是勞動力市場對出口貿易高速增長、 經濟增長加速和經濟重心轉移的一種市場反映。 出口高 速增長和新一輪經濟增長創(chuàng)造了巨大勞動力需求， 在勞動力有效供給難以滿足新增需求的情 況，農民工短缺不僅現象揭示著了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向著有限剩余轉變（Wang, et.al， 2006） ，而且伴隨著這種短缺，實際工資較快上升也在情理之中。

圖 5 2006-2015 年勞動力供求趨勢預測 注：勞動需求按照就業(yè)彈性為 0.1、經濟增長率分別按照 10%、8%、6%來計算新增的高、 中、低的勞動力需求數量。 資料來源：作者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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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一個簡單的勞動力供求預測， 可以進一步揭示中國未來勞動力供求形勢的變化。 假 定未來十年里中國經濟有高、中、低三種增長可能性，分別對應 10%、8%和 6%的經濟增長 率，假定就業(yè)彈性為 0.1 6 ，這樣，就可以計算出未來每年中的新增勞動力需求數量。與高、 中、低經濟增長率相對應，新增勞動力需求也分別有高、中、低三種可能性。將其與勞動年 齡人口和有效勞動供給的預測數據相匹配，就得到新增勞動供給和新增勞動力需求的圖 5。 如圖 5 所示，如果假定勞動參與率為 100%，即所有勞動年齡人口都參與勞動力市場活 動，那么，即使在最低的 6%的經濟增長速度下，勞動力的總供給和總需求之間將在 2014 年出現缺口。 這是勞動力的總供給和總需求出現缺口的時間上限。 如果假定勞動參與率勢逐 年遞減，在最高的 10%的經濟增長速度下，勞動力的總供給和總需求之間將在 2007 年就出 現缺口。如果假定勞動參與率保持不變，在中等的 8%的經濟增長速度下，勞動力的總供給 和總需求之間將在 2011 年出現缺口。因此，上述簡單的勞動力供求模擬也顯示了中國勞動 力市場正處于重要的轉折時期。 四、人口轉變與中國經濟增長 如果把撫養(yǎng)比定義為兒童人口（0-14 歲）和老年人口（65 歲及以上）與勞動年齡人口 （15-64 歲）之比，把就業(yè)比定義為勞動年齡人口與總人口之比，圖 6 清晰地顯示了 1950 年到 2050 年里中國人口結構的階段性轉折變化。

100

80

比 例 （ ％ ）

Ratio (%)

60

40

20

人口紅利

人口負債

0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2020 2030 2040 2050

Dependecy Ratio (%)

撫 養(yǎng) 比 (% )

Support Ratio (%)

就業(yè)比（％）

圖 6 人口轉變與人口紅利變化 資料來源：國家統(tǒng)計局，《中國人口統(tǒng)計年鑒》（歷年）， 中國統(tǒng)計出版社，北京。 2005-2050年數據由王廣州副研究員提供。 從圖 6 可以看出，中國人口撫養(yǎng)比從 1950 年到 1964 年保持不斷趨勢，從 61.0%上升到 79.4%。1964 年是中國人口撫養(yǎng)比變化的第一個轉折點。越過該點之后，中國人口撫養(yǎng)比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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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是一個非常保守的估計。實際上，就業(yè)彈性在近年達到 0.15 左右。較高的就業(yè)彈性意味圖 5 中的所 有新增勞動需求線向上移動。 9

續(xù)下降，這種下降主要來自少兒撫養(yǎng)比的下降，這種態(tài)勢一直保持到 2013 年左右。2013 年 之后，中國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導致老年撫養(yǎng)比迅速上升，并在絕對水平上超過少兒撫養(yǎng) 比，使得總撫養(yǎng)比開始出現第二個轉折點。與此對應，就業(yè)比呈現反向的變化趨勢。在 1964 年到 2013 年期間持續(xù)上升，之后則逐步下降。中國人口結構的這種變化，大大減輕了人口 撫養(yǎng)負擔， 提高了人口結構的生產性， 通過豐沛的勞動力供給和生產性人口結構帶來的高儲 蓄率，為中國經濟增長提供了源泉，即所謂的人口紅利。隨著人口紅利階段結束，人口轉變 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就進入了人口負債階段（見圖 6） 。 但是， 由于計劃經濟時 人口轉變使得中國從 20 世紀 60 年代中期就開始享受人口紅利。 期推行重工業(yè)優(yōu)先發(fā)展戰(zhàn)略，以及遭受十年“文化大革命”對國民經濟的破壞，中國在這個 時期未能抓住人口轉變的有利時機，收獲人口紅利。改革以來，隨著市場化改革和推行比較 優(yōu)勢發(fā)展戰(zhàn)略，中國則抓住了收獲人口紅利的有利時機，推動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分析 表明，改革以來，撫養(yǎng)比下降對中國儲蓄率的貢獻率大約在 7.5%左右，對中國經濟增長的 貢獻在 1/4 強。如果把未來剩余的人口紅利也計算在內，人口轉變對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貢 獻在 1/3 左右（王德文等，2005） 。 隨著人口老年化速度上升， 人口轉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由人口紅利階段轉為人口負債 人口老齡化加速將中國經濟長期增長帶來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 勞動年齡人口的負增 階段， 以及儲蓄率下降帶來的物質資本積累低增長， 長、 勞動參與率下降及其帶來的勞動供給減少、 這些因素將共同導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在總要素生產率保持每年 3%的增長速度前提 下， 人口老齡化將使得 2010 年到 2020 年期間的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將比本世紀的頭十年下降 2.4 百分點，本世紀中葉的經濟增長速度不到目前經濟增長速度的一半（彭秀健，2006） 。在 這個階段，中國如何迎接人口老齡化的挑戰(zhàn)、保持經濟持續(xù)增長，將在很大程度取決于能否 通過政策和體制改革， 加速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積累， 推進就業(yè)結構調整和提高勞動配置效 率，以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等一系列措施。 在應對人口老齡化過程中， 個人和社會可以通過兩種方式來為個人進入老年階段做好準 另一種是通過個人的勞動年齡階段的財務積累。 備。 種方式是通過社會養(yǎng)老制度福利計劃， 一 這兩種方式都會對資本形成和積累產生影響，從而為收獲人口紅利創(chuàng)造條件 7 。按照穩(wěn)態(tài)黃 金定律的要求，隨著人口條件的改變，中國的資本產出比應從 1982 年的 2.6 上升到 2050 年 的 7.1，這樣才能實現勞動生產率每年 1.4%的增長率，保持中國人口和老年人的福利水平 （Wang and Manson，2005）。 較快的勞動生產率增長是實現中國經濟持續(xù)增長的關鍵。 這種增長不僅可以維持工資的 較快增長，消除勞動成本上升的壓力，而且也可以通過資本積累和財富積累，為老齡化社會 準備物質條件。 改革以來中國實際工資水平快速增長是勞動生產率提高的結果。 從總體上講， 從 1978 年到 2005 年， 中國實際工資增長年平均增長率為 7.6%， 略低于勞動生產率每年 7.9% 的增長速度。但是，如果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觀察，在這個階段，實際工資增長不僅 在總體上超過了勞動生產率增長，而且，從產業(yè)內部來看也是如此（見表 2） 。如果講這種 高速的工資增長是針對中國過去較低工資水平的一種補償， 那么， 這種趨勢在今后應當所有 減緩，否則，這將影響到中國產業(yè)的國際競爭力。當然，并不是講中國一定要長期保持低勞 動成本的制造業(yè)競爭優(yōu)勢。問題在于，隨著勞動供求關系的急速變化，中國能否通過就業(yè)結 構調整、 人口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 實現產業(yè)結構的轉換升級來因應參與國際分工 格局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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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on (2005) and Wang and Mason (2005)將人口紅利劃分為兩種人口紅利：第一種人口紅利完全來自人口 撫養(yǎng)比的下降和就業(yè)比的上升，第二種人口紅利來自個人和社會為應對人口老齡化社會，利用人口年齡結 構對財富創(chuàng)造所帶來的積極影響。按照這種劃分，前一種可以理解為勞動力供給效應，后一種可以理解為 儲蓄效應或資本形成效應。 10

表 2 1978-2005 年中國的工資與勞動生產率增長 1978-851986-90 1991-95 1996-00 2001-05 勞動生產率增長 平均 農業(yè) 第二產業(yè) 工業(yè) 建筑業(yè) 第三產業(yè) 交通運輸通訊業(yè) 餐飲零售服務業(yè) 實際工資增長 平均 農業(yè) 制造業(yè) 建筑業(yè) 交通運輸通訊業(yè) 餐飲零售服務業(yè) 5.6 5.6 5.6 5.9 5.4 5.3 5.7 4.5 5.7 4.3 6.1 5.0 7.1 4.8 6.4 5.9 9.5 5.1 9.7 6.4 9.6 7.0 10.5 9.7 10.9 6.5 9.0 7.0 11.4 12.1 7.6 5.6 7.1 6.0 8.3 7.3 6.5 8.7 2.1 2.9 0.4 4.7 1.1 8.4 6.1 3.9 5.1 5.2 4.9 6.7 4.9 4.9 11.2 7.8 12.5 12.0 11.9 5.8 5.8 7.6 7.4 2.4 7.3 12.9 5.2 8.9 13.8 8.4 6.0 8.4 7.5 8.0 7.9 6.3 6.7 7.7 4.9 6.3 6.4 7.5 1978-05

注： （1）為了與勞動生產率比較，本表利用 GDP 平減指數計算的實際工資增長率； 2）勞 （ 動生產率增長率和實際工資增長率為年平均增長率。 （3）最后一欄中工業(yè)、建筑業(yè)、交通運 輸通訊業(yè)和餐飲零售服務業(yè)的勞動生產率增長為 1978 年到 2002 年， 因為缺乏分行業(yè)的 GDP 資料。 資料來源：國家統(tǒng)計局，《中國統(tǒng)計年鑒》（2001，2006），中國統(tǒng)計出版社，北京。 提高勞動生產率有多條重要途徑：一是通過資本積累，提高人均資本擁有量；二是通過 就業(yè)結構的轉換，提高勞動力的配置效率；三是通過人力資本積累，提高個人勞動生產率； 四是通過技術進步來提高總體的勞動生產率水平。中國的儲蓄率高達 43%左右，在全球獨 樹一幟，因此，繼續(xù)通過提高儲蓄率來增長資本積累，不僅潛力不大，而且也不利于啟動國 內需求。實際上，隨著人口轉變，中國高儲蓄率在今后將會出現下降趨勢。東亞經濟的發(fā)展 已經為我們提供了這種證據。 在中國目前這種高儲蓄率的情況下， 加速物質資本積累今后應 該更多的關注如何提高資本形成效率和充分發(fā)揮資本市場的作用。 從長期來看， 今后提高人 均資本積累和勞動生產率主要來自就業(yè)結構轉換、人力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等渠道。 研究表明，改革以來中國部門間勞動力轉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 16-21%（世界銀行， 。這種貢獻主要來自勞動力從生產率低農業(yè)部門向生產率高的工業(yè)和 1998；蔡昉等，1999） 服務業(yè)部門轉移。 2005 年， 中國農業(yè)占 GDP 的份額為 12.6%， 而農業(yè)就業(yè)比例仍高達 44.8%。 由此可見， 中國未來就業(yè)結構的轉換空間仍然很大， 并且將是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 源泉。世界銀行（2005）的一份模擬分析揭示，在今后能夠把農業(yè)勞動力轉移出 1%、5%和 10%的假設下，中國經濟增長將分別提高 0.7、3.3 和 6.4 個百分點。 加速人力資本積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 烈競爭引發(fā)的產業(yè)結 激 假使在相應技術可獲得的 構調整和升級是以相應技術的獲得性和勞動者數值提高為基礎的。 情況下，如果沒有通過教育教育和培訓、衛(wèi)生健康來提高勞動者的技能和素質，產業(yè)結構調 整和升級也就無法完成。 在工資高速增長帶來勞動力成本迅速上升的情況下， 如果中國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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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勞動成本優(yōu)勢喪失， 而新的人力資本優(yōu)勢又沒有形成， 這樣就會帶來 “未富先老” 的窘境。 人力資本積累是一個具有報酬遞增和可持續(xù)的經濟增長源泉。 一項模擬分析表明， 增加教育 和培訓的人力資本投資將提高中國人均收入增長每年將進一個百分點（Peng，2005） 。高盛 公司的一份分析報告預測， 如果將勞動者質量提高和農業(yè)勞動力釋放兩個因素考慮在內， 再 加上適度放寬計劃生育政策，，從 2005 年到 2050 年中國經濟增長每年保持在 5.3%，比基準 水平高出 0.6 個百分點（喬虹，2006） 。人力資本積累除了自身構成經濟增長一個源泉外， 它也會通過總量增加所帶來的外部效應，推動科技創(chuàng)新水平和知識積累速度。 隨著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勞動力供求關系出現的重要變化， 過去依靠豐沛勞動供給推動 從中國經濟增長受到的制約因素來看， 人均自然資源缺乏對中 經濟增長的源泉將逐漸式微。 礦產等供給對于高速經濟增長的支撐能力不斷減 國經濟的影響日益突出， 主要表現在能源、 弱。在這種情況下，增長本身就會誘發(fā)形成轉變增長方式的內在要求。也就是講，中國未來 經濟增長需要從依靠投入擴展轉向勞動生產率提高（蔡昉，2006） 。技術進步是提高勞動生 產率總體水平的重要途徑， 同時也是提高自然資源使用效率和創(chuàng)建環(huán)境友好型社會的重要保 障。從這個角度講，建設創(chuàng)新型的國家與構建和諧社會是相一致的。不過，在建設創(chuàng)新國家 過程中， 我們要依據中國經濟發(fā)展階段和創(chuàng)新能力， 對創(chuàng)新體系建設和創(chuàng)新戰(zhàn)略有科學地認 識，以免走彎路和犯錯誤。就中國而言，加強對技術創(chuàng)新的國內需求和技術使用能力是成功 的關鍵。 提高加工設備和知識密集的服務業(yè)等戰(zhàn)略性部門的知識積累同樣非常重要。 增加對 研發(fā)部門的投資以便激發(fā)國民的相互學習和相互合作也是推動以自我創(chuàng)新為基礎經濟增長 的一條重要途徑（Gu and Lundvall, 2006） 。 五、結論性的評論 本文揭示了中國勞動力市場處在一個急速變化的 在一個簡單的勞動力供需變化框架下， 轉折階段。這種變化，一方面是中國人口轉變進入低生育率階段，造成了人口和勞動年齡人 另一方面是經濟高速增長不斷創(chuàng)新出新的勞動力需求。 正是在勞動力供給和勞 口低速增長； 動力需求的雙方作用下， 中國實際工資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也進入了高速增長階段。 如果 考慮勞動參與率下降等因素， 中國未來勞動力供求缺口將迫使工資率繼續(xù)上升， 進而帶來勞 動成本的不斷上升。比較分析表明，無論是總體水平、還是分部門來看，實際工資增長都快 于勞動生產率增長。 實際工資的高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是針對較低工資水平的一種補償， 但 如果沒有更快的勞動生產率增長做后盾，那么，這種增長將是不可持續(xù)的，它遲早會對本國 的競爭力和長期帶來負面影響。 隨著人口 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已經極大地動員中國經濟在過去發(fā)展階段所具備的源泉。 中國在改革期間通過實施比較優(yōu)勢發(fā)展戰(zhàn)略收獲了很 轉變過程中撫養(yǎng)比下降和就業(yè)比上升， 大的人口紅利， 來自人口轉變所帶來的豐沛的勞動力供給和高儲蓄率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大 約在三分之一左右。一旦人口轉變的完成，這種特殊的增長源泉終究要消失殆盡。在人口紅 利尚未消耗殆盡之際， 充分挖掘人口轉變的潛在貢獻， 不僅是中國獲得經濟崛起的重要手段， 也是迎接老齡化社會到來的當務之急。這就意味著未來 10 年左右的時間，是利用和開發(fā)人 口紅利的最后機會，也是挖掘替代經濟增長源泉的戰(zhàn)略機遇期。在這個過程中，實現勞動力 的充分就業(yè)、提高勞動力資源利用率，將有利于延緩人口紅利消失的時間，保持勞動力成本 低廉和儲蓄率高的發(fā)展優(yōu)勢。因此，確定就業(yè)優(yōu)先的政策目標，不僅不會淡化加快經濟增長 的目標，反而會使經濟增長目標更加有保障，更有利于保持持續(xù)、高速、協調和健康的經濟 增長。 人口紅利終究要消失。在人口轉變進入負債階段，加快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積累、提 將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 加快物質資本積累 高勞動力配置效率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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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在于提高投資效率和培育與發(fā)揮資本市場的作用。 消除制約勞動力流動的體制和政策因 素，不僅可以繼續(xù)保持中國勞動力成本的競爭優(yōu)勢，提高勞動配置效率，而且還能收到縮小 城鄉(xiāng)差距的功效（Whalley and Zhang，2004） 。人力資本的積累和改善包括全民教育素質和 健康素質的提高兩個方面。改革教育體制，加強教育與勞動力市場的有效連接，擴展教育領 域和受教育時間，建立終身學習型社會，既可以提高教育資源的使用效率，又可以培養(yǎng)滿足 市場需要的人才，提高個人的就業(yè)能力。加快人口資本積累，還需要加大對教育和衛(wèi)生健康 的公共投資， 改善目前人力資本的公共投資不足的局面。 隨著人力資本不斷積累和建設形成 創(chuàng)新型的國家，這樣就能保持勞動生產率與實際工資同步增長，推動產業(yè)結構調整和升級， 克服資源和環(huán)境的制約，實現人口、自然和經濟的協調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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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ur Supply and Labour Demand and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n the Low-Fertility Era Dewen Wang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ur Economics, CASS Email Address: wangdw@cass.org.cn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chang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ur supply and labour demand and its impacts o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n the low-fertility era. As Chinese population growth enters the low-fertility phase, its slow growth will at last cause the slow growth of labour supply. If China maintains its raid economic growth, the decline of working age population from a relative share to the absolute number will trigger a rising wage. Meanwhile, the increasing growth of aging population will add an extra-burden on society for supporting more elderly.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rising labour cost and heavy population aging burden, ensur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will largely depend on how to speed up both physical capital and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significantly improve labour productivity and transform the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Low-Fertility, Labour Supply, Labour Demand, Human Capital, Labour Productivity, and Economic Growth

文章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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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關鍵詞：人口低生育率階段的勞動力供求變化與中國經濟增長，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