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國新時期法制小說是指以直接或間接法制敘事為視域的小說，包括“大墻小說”、公安小說、反腐小說和涉法小說四大板塊。新時期法制小說在傳承我國古代公案小說、近代偵探小說及當代法制小說，借鑒國外偵探、驚險小說的基礎上，經過政治敘事、英雄敘事和多元化敘事三個發(fā)展階段，形成自己鮮明的敘事特征，開創(chuàng)了繁榮的寫作局面。相對于小說寫作，學術界和評論界對其研究則相對薄弱，除了近幾年的反腐小說研究文章較多之外，對其它板塊的研究還很不夠，更缺乏系統(tǒng)的、整體的、宏觀的剖析和研究，成果十分欠缺。基于上述狀況，本文意圖通過相對系統(tǒng)的研究和闡釋，實現兩個目標：一是厘清它們的整體面貌與特質，包括其發(fā)生與演變、共性主題和特征、敘事策略得失、寫作現狀與走勢等；二是定位它們在新時期和當代文學語境中不可替代的地位與價值，闡述其特有的文學意義，提出對當代文學寫作的啟示，從而呼喚學術界對法制小說研究給予應有的關注。為此，本文采取的切入點和創(chuàng)新之處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整體性。在以往的零碎篇章和個別論著里，法制小說事實上等同于公安小說的概念，局限于刑偵破案為主要敘事內容，這無法囊括新時期多個不同的寫作板塊和眾多的敘事現象，無法從整體上總結其特征，發(fā)現寫作的規(guī)律性和成敗得失。我們將不同時期的各類法制小說寫作進行梳理、歸類，并且統(tǒng)一到法制小說的大范疇之中，對其做出整體的觀照和分析，從宏觀上能夠把握其面貌。二是，文本性。現有為數不多的法制小說研究成果，往往局限于比較僵硬機械的政治標準、階級分析和社會批評，以及比較老套的內容與形式要素分析，缺乏時代性和文學性研究。我們試圖從文學性的角度，分析新時期法制小說的共同特征和得失，包括對其主題意蘊方面表現出的共同價值取向的探討，包括了對其自覺的宏大敘事路線選擇的分析。通過這種分析，一方面，使我們明了在當代邊緣化和私人化敘事盛行的潮流下，法制小說宏大敘事的優(yōu)勢和可貴；另一方面，也清楚法制小說在純文學性書寫上的不足，提示今后的法制小說寫作能夠揚長避短。三是，比較性。將新時期法制小說置于近代以來中國整個現代化進程的起伏波折中，來觀察它對文學歷史使命、啟蒙主義精神的堅守；將它置于20世紀中西文化碰撞與交融的世界文學語境中，觀照新時期法制小說對現實主義寫作靈魂和審美趣味的發(fā)揚，從而正確認識和估價其文學地位和價值。四是，啟示性。我們研究的一個核心落腳點就是通過全面的描述分析和縱橫向的比較，發(fā)現法制小說寫作的時代性、現實性、啟蒙性等，揭示其重返中心的姿態(tài)，顯示出與當代及當下寫作的差異，從而指出它對當代文學寫作的重要啟示。論文共分四章：第一章，主要是對新時期法制小說的概括性描述。首先在梳理各類涉及法制的小說名稱基礎上，對法制小說的外延和內涵加以厘定，從而得出法制小說的概念表述。其次是從它對中國古代公案小說傳統(tǒng)的繼承，對異域偵探小說的借鑒，理清其發(fā)生和形成的脈絡，并且明了與國外法制小說的差距。第三是對新時期法制小說進行階段劃分，從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政治敘事、80年代中后期的英雄敘事和進入20世紀多元化敘事三個階段，簡要分析各個時期不同的寫作面貌和特征，有利于從發(fā)展的角度來理解和把握它。第四是在羅列和分析了眾多法制小說寫作現象之后，根據其創(chuàng)作傾向的差別，總體上把它分成四大板塊，即反映“文革”時期勞改監(jiān)獄生活的“大墻小說”，以刑偵為主要內容的公安小說，描寫官場和腐敗犯罪的反腐小說，以及表現普通人涉法生活的涉法小說。第二章，主要是分析和提煉了法制小說共同的主題傾向。一是通過政治批判和社會觀察與思考，所表現出的憂患意識，包括對政治生態(tài)的憂慮、對民族命運的焦急、對世態(tài)變化的擔心、對民生疾苦的關懷，體現了寫作者鮮明的政治意識和強烈的責任感、使命感。二是通過樹立和歌頌英雄形象，所表現出來的英雄情結，包括了政治英雄、理想英雄和平凡英雄三種形象塑造，體現出作品追求公平正義的價值取向和懲惡揚善的道德示范。三是建立在國民教育和體制機制、法制文化反思基礎上的啟蒙精神，包括了價值引導、道德教化、犯罪警示、文化批判，從而起到教育民眾，弘揚法制意識，加強道德引領的文學效用。四是建立在革命浪漫主義激情和高尚精神追求基礎上的理想元素，包括了作品中凸顯出來的理想信念，彰顯出的公平正義價值理念，謳歌的美好人性、人情和愛情，以及對美好未來和法制理想的呼喚與信心。第三章，主要是分析和總結法制小說宏大敘事策略和存在的不足。一是歸納和挖掘了法制小說宏大敘事的標志和內在追求，集中體現在較為明顯的傳統(tǒng)寫作范式，體現在敘事背景、敘事角度、人物塑造和情節(jié)架構等方面。第一，它往往緊貼著宏大的歷史和時代語境來敘事，善于突出激烈的各類矛盾沖突，表現出現實生活的強度和張力，同時通過運用各種宏大意象和營造高遠意境，以及激越凝重的語言風格和敘事基調，形成了鮮明的宏大敘事格局。第二，它往往喜歡采用全知全能的敘事視角，作者始終在場，而且不回避對敘事的主觀態(tài)度和評價，具有外露、直接的感情傾向，這也是宏大敘事的標志之一。第三，它采取了恩格斯所強調的“典型環(huán)境中的典型人物”手法，注重在復雜、真實的社會環(huán)境中去刻畫人物，注重敘述人物的成長歷史和性格形成歷史，描寫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和復雜性，刻畫人物的內心世界和心理活動，從而塑造出真實、立體的人物典型形象。第四，它大多采取了傳統(tǒng)的情節(jié)架構模式，善于制造懸念，通過懸念、情節(jié)突轉、懸念破解三個環(huán)節(jié)的循環(huán)設置，來達到法制小說的情節(jié)起伏與激烈效果。二是分析和描述了法制小說宏大敘事主流之外的敘事嘗試，包括對現代主義小說寫作技巧的借鑒與探索，作為宏大敘事的一種有益補充，如紀實性敘事、心理敘事、荒誕敘事、互文敘事、含混敘事等的嘗試與努力，豐富了新時期法制小說面貌。三是指出法制小說宏大敘事的缺陷和不足，包括過度的主觀介入和寫作者的直接評判過多，使得小說敘事過于直白、簡單；對生活的反映停留在表面化、現象化，對時代的本質、社會的內在發(fā)展趨向、生活內涵和文化底蘊等發(fā)掘表現不深入、不渾厚；存在著人物形象概念化、臉譜化、雷同化的傾向，以及情節(jié)結構模式化、定型化的弊端；語言藝術性不足，直白、大眾化有余，語言張力與藝術性欠缺；不少的法制小說寫作還有媚俗化、娛樂化和消費化的傾向等。這些不足，限制了法制小說表現生活的力度、厚度和藝術意味。第四章，主要是總結和歸納了法制小說在當代文學史中的地位和價值，以及給我們寫作的啟示。這種價值，一是放在我國現代化歷史進程中去考察，充分認識到我國百余年來斷斷續(xù)續(xù)的現代化進程始終沒有完成，在這種背景下的當代文學不能舍棄自己的社會功能和責任擔當，不能放棄啟蒙主義教育的文學使命。這正是法制小說所堅持、所遵循的，是符合我國國情和廣大受眾需要的選擇。二是，放在20世紀中西文化大碰撞、大交流、大融合的框架下，分析和看待法制小說對民族文學傳統(tǒng)的繼承和對現實主義寫作的堅守，顯示出它立足現實社會、為人生而寫作的可貴品質。三是，從法制小說寫作的現實生活轉向和傳統(tǒng)文學寫作的回歸兩個方面，具體分析它對啟蒙主義文學精神的傳承和現實主義寫作的堅持。這主要體現在它對時代主流和聲音的反映，對公共話題和社會焦點、熱點問題的關注和對人、人性、人道主義等人類終極價值意義的追求，以及它對文學社會功能的重視，對中國作風和氣派的傳統(tǒng)審美弘揚，表現出法制小說在當代文壇的特別之處和珍貴之處。最后，在前四章的分析與總結基礎上，提出今后法制小說走向經典的可能性，以及實現這一高標準和高目標的努力方向，期待能給寫作者和研究者以提醒。 

第一章  新時期法制小說的淵源與流變

在對新時期法制小說進行研究和探討之前，有必要先對法制小說的概念和范疇加以梳理和定性。二十世紀前葉主要是偵探推理小說形式，解放后 50、60 年代出現的是反特、肅反小說，到新時期之后類別逐漸增加，如“大墻文學”、公安小說、偵破小說、犯罪小說、反腐小說等。盡管各類法制小說大量的出現，但從理論和學術上，對法制小說的外延與內涵怎么界定，至今尚無公論。各種提法共生，各種概念共存，這類小說概念始終比較模糊混亂。在法制小說的界定上，主要有三種概念：一是，法制小說就是公安小說，包括公安、司法、獄政、刑偵、犯罪等等題材的小說。建國后我們比較常見的概念是公安小說，一般把建國初期的肅反、反特小說也包含在內。

一、古代傳承與異域參照

我們之所以要回溯法制小說的淵源，是為了把握我國法制小說的興衰起伏，可以窺見法制小說自身的發(fā)展軌跡，它與中國社會動蕩起伏的關聯，把握它時興時廢的原因，找到我國法制小說的先天局限性，為我們全面審視和看待新時期法制小說提供歷史的視角。我國法制小說的源頭主要有三大出處：一個是我國古代公案小說的傳承和影響。另一個是西方近現代偵探推理小說借鑒和影響。再有就是前蘇聯驚險小說、電影和日本現代推理小說、電影的影響。新時期法制小說是我國法制小說在當代的延續(xù)與發(fā)展。

自從有了人類，就有了善惡、犯罪，有了犯罪就會有刑法，法律就伴之而生，這是人類發(fā)展自然而然的現象。進入奴隸社會之后，樸素的法律體系就初步產生，以文字記載法律的書面形式也隨之出現。就那時還比較原始的文學水準而言，在這些簡單的文字記載中，可以說就有著一定的法制文學成分。到了漢代司馬遷的《史記》中，有些涉法事件和人物的記載就具有文學作品的個別基本要素，如故事性、生動性、人物刻畫、細節(jié)傳神、語言藝術等，既可以看作史書，也可以作為文學作品欣賞。當然，這還不能算作真正意義上的法制文學。就我國法制文學的淵源來說，可以追溯到唐代的傳奇和宋代的話本，這是法制文學的雛形。對此，魏軍在《中國法制文學導論》的闡述是有道理的：“法律與犯罪成為文學描寫對象始于唐宋傳奇。唐傳奇有幾種內容：一是民間故事；一是宮廷秘聞；一是青年男女愛情；一是俠客故事。這最后一種即是作為文學藝術最早反映法律與犯罪的源頭。

二、政治化、英雄化與多元化階段

我國當代法制小說的發(fā)展有著曲折的歷程。建國之后17 年創(chuàng)作，主要是肅反、反特小說。一個階段是 1949 年至1957 年，一批部隊作家、公安作家從自己的經驗與使命出發(fā)，圍繞反特、 偵破、剿匪斗爭等題材， 創(chuàng)作了一些法制文學作品。代表作家有陸石、文達、俞林、木林、寒星、張志民、尾山、馬琰等， 作品如《雙鈴馬蹄表》、《奇怪的數字》、《并非虛構的故事》、《407 號圖紙》、《空山不見人》、《第四者》等。這一時期雖然作家作品不少， 在主題表現、人物塑造、情節(jié)安排上有一定特色， 但總的藝術水準不是很高，作品還嫌粗糙。值得一提的是白樺、公劉這兩位作家，白樺的代表作是1952 年和1954 年分別創(chuàng)作的《山間鈴響馬幫來》、《無鈴的馬幫》，公劉的代表作是1954 年寫成的《國境一條街》和《祝你一路平安》，這些小說融合少數民族生活和邊防反特生活作為敘事領域，具有濃郁的少數民族風情和引人入勝的傳奇色彩，文筆自然流暢、優(yōu)美細膩，產生特別的清新自然氣息，開創(chuàng)了法制小說獨特的審美境界。與之類似的是史超的《擒匪記》、姚冷的《帶警犬的“帕巴”》、林予的《森林之歌》等，他們都是通過驚險的邊疆斗爭敘事，對風光旖旎的大自然描繪中，來表現熱烈豐富的軍隊和邊防斗爭生活，成為建國初期法制小說創(chuàng)作的奇葩。

另一個階段是 1957 年至1966 年，這一時期的肅反、反特小說視角更廣、領域更寬，從城鎮(zhèn)、農村、海防、軍營、荒山、工礦的生活中尋找和發(fā)現素材，創(chuàng)作了一大批反映各個領域的對敵斗爭的法制小說。如反映農村生活反特鋤奸斗爭的《春到月陽》（田瑞玉）、《陰謀》（克非）、《榮軍鋤奸記》（沈默君）等；反映東海沿線反特擒敵的《海鷗巖》（張明）、《發(fā)生在“威爾號”上的事件》(邵澤節(jié))等；反映工礦企業(yè)、機關學校醫(yī)院反特斗爭的《愛甩辮子的姑娘》《伸向設計圖的魔手》以及《蛛絲馬跡》等；反映軍營反特斗爭的有《黑眼圈女人》（史超）、《連長的未婚妻》（陸揚烈）、《一件殺人案》（葉一峰）等一批佳作。敘事視域的放大，拓展了法制小說的深度和廣度，藝術表現上也有了一定的進步和提升。這一時期的法制小說除了肅反、反特題材之外，還有寫都市惡性殺人案偵破的，如《一件積案》、《一具無名尸體的秘密》；寫重大經濟詐騙案的，如《趙全一案件》；表現公安生活的作品，如《金色的盾牌》、《臂章的故事》等。 這些作品不僅從題材花樣、生活視野、社會容量上進一步豐富了法制小說，而且在人物刻畫、細節(jié)運用、表現技巧等方面，走向更加的立體、豐富，為當代法制小說寫作提供了有益的嘗試和探索。但是，總體而言，17 年的法制小說傳世精品不多，受到特定時代語境的感染，為政治意識服務的傾向性明顯，政治化、英雄化、概念化癥候突出，文學性、藝術性成分較弱，這是其不足之處。

第二章  新時期法制小說的公共主題指向

上面我們對法制小說發(fā)生與流變作了簡要的梳理，大體可以窺見不同歷史時期和階段寫作特征，為我們在時間坐標上審視法制小說與時代發(fā)展、社會變遷、中外借鑒的關系，認識我國新時期法制小說寫作的特殊性，提供了參考。在此基礎上，我們需要深入一步，對新時期法制小說的共同內涵和敘事路線做出分析，從而找出規(guī)律性、成規(guī)性的內在寫作機制。對新時期的法制小說共性的內涵，這里用公共主題予以表達和描述。所謂公共主題，是相對于個人情感、個體觀念而言的，一種具有集體性、公共性的社會關懷和意義傳達。這種意義傳達往往超越了局部的、個體的邊界，事關對國家、民族命運的憂患，對社會、普遍民眾的關切，對現實、文化的思考，對人、人性、人生的終極關懷等具有普遍意義，為全社會所共同關心的價值取向。

一、憂患意識：政治批判與社會洞察

憂患意識是指超越了個人和自我關切，而對國家、民族、社會和人民表現出來的強烈擔憂和真切關懷，以及改變現狀與危機的急迫愿望和心情。這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幾千年來積淀形成的中國文人士大夫的優(yōu)秀品質。從本源上，憂患意識來自儒家文化的滋養(yǎng)。早在《孟子》中，就有“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的觀念。儒家文化倡導的積極入世，自強不息，有所作為，忍辱負重等的價值理念，深深地影響了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品格，特別是對中國傳統(tǒng)的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階層具有極其深刻的影響。中國幾千年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始終處在不斷的更替、動蕩之中，“城頭變幻大王旗”給民族和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生活苦難和精神壓力。即便是短暫的和平時期，王朝專制特有的不穩(wěn)定性，以及橫征暴斂、驕奢淫逸，也造成社會危機四伏，下層的老百姓始終處在貧困、無助、絕望之中。大批有知識、有覺悟、有獨立思考和判斷力、富有人道主義情懷的士大夫精英階層，對此必然憂心忡忡、高度警覺。屈原那“路漫漫其修遠矣，吾將上下而求索”的愛國精神，杜甫那“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悲憫情懷，范仲淹那“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社會責任感，左宗棠那“身無半畝地，心憂天下”和魏源所謂“不憂一家寒，所憂四海饑”以天下為己任的胸襟，魯迅那“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的忠貞無畏等等，都是中國文人士大夫精神品格的具體表現。憂患意識不僅成就了我們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堅強民族精神，培養(yǎng)了一代又一代以優(yōu)秀知識分子為代表的民族脊梁，積淀了我們民族值得驕傲的傳統(tǒng)文化，而且給我們自古至今的文學藝術注入了深厚的精神內涵、道德魅力和文化意蘊，使之閃耀著博大、崇高、美麗的光輝。

二、英雄情結：伸張正義與懲惡揚善

法制小說直接敘述或涉及法制生活這一重要而嚴肅的社會領域，必然牽涉到英雄形象和英雄主義的表現問題。塑造英雄形象，張揚英雄精神，表現各個領域、各類英雄群體與形形色色的犯罪、邪惡勢力作堅決的斗爭，追求國家安定、民族大義、公平正義的價值指向，是法制小說區(qū)別于其他族類小說的最明顯特征。這種英雄情結自我國古代的唐傳奇、宋代話本、明清小說和古典戲曲、說唱中就已經存在，而且源遠流長，從未斷流。不論是作品塑造的那些清官，如包拯、海瑞、施世倫等有口皆碑的青天形象；還是岳飛、楊家將等精忠報國人物形象和俠義小說中行俠仗義的江湖英雄，甚至是《三國演義》中的亂世英雄、《水滸傳》中的草莽英雄，都濃縮了千百年來人們的英雄理想，體現了廣大社會階層對公平正義、政治清明的渴望和對英雄人物的崇拜敬仰，流傳千古，經久不衰。新時期法制小說旗幟鮮明地傳承了這一文學基因，并賦予了英雄形象新的時代特征和歷史內涵，受到讀者的廣泛認同和欣賞。法制小說突出的英雄情結具有深厚的社會文化基礎和大眾心理因素：一是，英雄形象是正義力量的化身。“公安偵破文藝的本質是英雄性的。”因為法制小說以法律與犯罪這一 大是大非的題材為敘事視域，主要以政法干警為描寫對象，這就注定了要塑造英雄形象，以占據正義的制高點，符合時代主旋律，體現社會正能量。古今中外、任何社會的法律都是維護公平正義的工具，是維持社會秩序和人們生命財產安全的重要保障。英雄人物以生命和鮮血捍衛(wèi)法律的尊嚴，與各種犯罪進行你死我活的斗爭，閃耀著剛強、勇敢、機智的人格光輝，代表了正義的化身。任何時代和社會，不論其政治制度、社會性質如何，都離不開維護秩序和統(tǒng)治的英雄人物，也需要包括文學在內的各種文本來宣揚英雄形象，塑造英雄神話，傳播英雄精神，來引導社會，教育和激勵社會成員。法制小說鮮明的政治傾向性和階級屬性要求以塑造英雄形象為擔當，以傳達英雄聲音為己任，這是法制小說無法回避的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梢钥隙ǖ卣f，如果沒有英雄主義的張揚，法制小說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

二是，閱讀者潛在的心理需求和審美意向。大眾對犯罪分子和犯罪行為的恐懼，對犯罪克星——英雄的渴望與崇拜，反映了人類與生俱來的對安定的心理訴求，這正是法制小說英雄情結存在合理性的社會心理基礎。英雄人物大智大勇的行為，與犯罪分子殊死斗爭的驚險曲折，無不刺激著閱讀者官能，滿足了他們的好奇心。而最后正義戰(zhàn)勝邪惡，罪犯得到應有的懲罰，善良、美好、和諧的生活秩序得以維護，又契合了人們懲惡揚善的道德訴求和心理期待。從文學接受的角度來說，人們在現實中不能完全滿足的欲望，會在文學藝術中去尋找，在虛構的真實中得到精神的愉悅和心理的滿足。理查茲在談到藝術品的作用和后果時說過“予其以價值的不是意識體驗的強度、振奮、快感或痛苦，而是對渴望自由和完美生活的沖動的組織和表達。近來批評界流行的一個錯誤它所忽視的是藝術品所能造成的后果，即對于心智結構的永久改造。”自由、完美、正義、懲惡揚善的英雄主義反映的正是人類對社會安全感的潛在渴望，是法制小說受到讀者推崇和歡迎的心理根據。

第二章  新時期法制小說的公共主題指向 ........ 40

一、憂患意識：政治批判與社會洞察 ........ 43

（一）政治之憂..... 45

（二）民族之憂...... 49

（三）世態(tài)之憂 ............ 56

（四）民生之憂 ............. 62 

第四章  新時期法制小說在當代文學語境中的存在意義 .. 218

一、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新時期法制小說現象 ....... 218

二、世界文學話語中的新時期法制小說現象 ..... 223

三、新時期法制小說的現實生活轉向 ......... 226 

第四章  新時期法制小說在當代文學語境中的存在意義

法制小說重返中心的姿態(tài)，以及基于傳統(tǒng)現實主義的敘事策略，在新時期乃至整個當代文壇上都具有獨特的價值和地位。準確客觀地評價新時期法制小說的這種價值，首先要對其總體的表現傾向和敘事風貌有一個相對全面的把握，同時還要把它放在整個中國現代化進程和社會現實狀況的大背景下去思考，放在整個世界文學話語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相互碰撞和建構的大語境中去把握，才能真正理解它的存在意義，從中發(fā)現對我們當代文學寫作的啟示。這里之所以說是啟示，是因為法制小說的寫作追求與傾向在當代代表了一種正確的、有前途的路線，對當下獵奇逐異的寫作具有啟發(fā)與警醒作用，并不意味著它的文學成就有多大，藝術水準有多高，這是我們需要說明的一點。

一、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新時期法制小說現象

文學寫作首先是本土的，不論是借鑒和吸收多少外來的文學元素，它都必須立足和根植于民族生活的土壤之上。離開了本民族的生活土壤，文學既無法生存成長，也無存在的必要。正如魯迅所說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寫作者的意識受著自己國家和民族的生活熏陶，文學內容必然要直接或間接地反映出自己生存的環(huán)境，作為閱讀者絕大多數是同根同族的一國同胞，所有這些決定了一國文學的生命之源來自本土。文學既要為全人類的文化和文明做出貢獻，又要無愧于自己的民族和時代�；�于這樣一種判斷，我們需要思考我們的國家和社會究竟處于怎樣發(fā)展過程和階段，在這種發(fā)展過程中我們文學寫作擔負著怎樣的使命，我們究竟需要怎樣的文學寫作？

結  語

在對新時期法制小說有了總體掃描之后，我們可以對其未來的走勢和遠景再作大膽的推測，也是結語部分要簡述的內容。這種推測與近來文壇比較熱鬧的經典問題討論有關，即法制小說有沒有成為經典的可能，或者說法制小說離經典還有多遠。走向經典是文學的最高境界，也是一個時代必須的標志。沒有四大名著，何談中國古典小說？沒有魯郭茅巴老曹的名作，何來中國現代文學？失去經典之作，一個時代的文學就是架空的。當下我們熱衷于討論經典和經典化問題，正是基于經典的匱乏和對經典的呼喚。“何謂經典。鄰國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的經典界定是三分法：一、普世的、永恒的；二、民族的、地緣的；三、歷史的、時代的。這樣的界定雖然不乏等級指涉，卻并非完全沒有道理。”①從中外文學史的回望，上述概括是很有道理的。盡管經典的產生需要作者、讀者、批評、闡釋和時代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但是時代性、民族性、中心意識、審美化等一定是文學經典自身必備的元素，這在任何歷史階段和社會境況下都不過時。當然，這些元素不是靜止不變的常數，而是適合時代的發(fā)展，呈現出揚棄、革新與進步。

依據文學經典的標準，我們認為，法制小說具備成為經典的潛質，主要體現在：（1）它緊貼時代的背景，立足于真實的現實生活，以強烈的道德責任感和批判性，力圖發(fā)掘生活表象之下的歷史規(guī)律與必然性，力圖展示社會存在的本質和人生的終極意義，這是任何經典文學必備的基礎要素。正如恩格斯之所以高度評價莎士比亞和巴爾扎克的作品，就是因為它們展示了當時復雜的社會圖景和歷史面貌，并且能遵循藝術的規(guī)律，突破自己階級的正統(tǒng)觀念，觸及社會發(fā)展的內在本質和真相。如果沒有這種接近中心，深入生活的努力，文學要想贏得社會的關注，占領精神的制高點，產生經典之作，就無異議于緣木求魚。法制小說在這一點上，盡管還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它與當下的時代氣候緊密相連，與社會生活保持了親密的接觸，表現出志在高遠的姿態(tài)和經典化的可能。

（2）法制小說高度重視文學的啟蒙意義，聚集人性和人的價值，充滿人道主義的關懷，具有穿越時間和地域的普世價值。人、人性、人的價值是貫穿任何社會、任何歷史階段的精神支柱，是照亮人類社會的燈塔。偉大的作品都是因為從不同的歷史語境和人生百態(tài)，揭示了人類亙古不變的精神體系，而為世人所銘記，為歷史所承認。如果文學缺乏對人類社會普遍、持久而永恒的一些精神、品質的表現，它就難以深入人心，很快就會時過境遷，曇花一現。許多寫作者和文學理論研究者可能并不看好法制小說，總感覺好像法制小說與政治離得太近，有時代傳聲筒的嫌疑，純文學性含量不足，算不上真正的文學寫作。我們的看法恰恰相反，與只關注自我、小圈子、微生活的寫作相比，法制小說立足更宏偉的視野，超越個體的范疇，希望表現出人類生存的普遍價值和永恒意義，努力追求更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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