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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限制中尋求自由:20世紀30年代文學場中的論語派

發(fā)布時間：2014-11-27 10:39

【摘要】 論語派是現(xiàn)代文學史上重要的散文流派,它生成于1930年代的上海,以提倡和寫作幽默、性靈小品文為主要特征。作為自由主義文學在三十年代的發(fā)展,論語派以文學自主和思想自由為訴求,這種自我定位與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及主流文學之間有著極大的不相容性,論語派也因此受到來自各方的種種限制。在這樣的情形中,論語派的陣營卻得到了壯大,論語派文學也獲得極大發(fā)展,以至形成了影響深遠的幽默閑適小品文思潮。本文所要探討的,就是論語派與各種影響因素之間的關系、論語派所受到的限制,以及論語派的應對策略,由此尋繹論語派的文學史意義,并為今天的文學生產提供有益的啟示。特定流派的文學選擇一方面以自身的文學好尚為依據(jù),另一方面也受時代環(huán)境的影響,一個時代的政治形勢、經濟狀況、文化氛圍、文學風習等因素都會給流派打上深深的印痕。這些因素在社會結構中所處的位置不同,對特定流派的影響方式和影響強度也不一樣。為了全方位考察論語派所受的限制和應對限制的策略,論文借鑒了布迪厄的文學場理論,以“文學場”來指稱三十年代的文學形態(tài),以“權力場”來指稱三十年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等處于更高社會層級的形態(tài),將論語派的生成過程和文學活動置于由權力場和文學場所組成的網狀結構中,分析論語派所遭遇的困境和突破困境的方式,以及在這個過程中所取得的成績和所表現(xiàn)的局限。緒論部分闡述了選題的意義、論題的研究歷史、本論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創(chuàng)新之處。第一章主要圍繞論語派的生成過程展開論述。本章將論語派的生成看成一個動態(tài)的過程,指出論語派與二十年代的各種自由主義文學資源的深層聯(lián)系,并分析自由主義作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聚合原因和聚合方式。本章試圖說明,三十年代對于自由主義文學來說并非適宜的時代,然而,由于林語堂等人充分利用場域提供的條件出版期刊、凝聚作家,論語派得以發(fā)展壯大,成為三十年代文學場中不可忽視的力量。第二章主要分析權力場對論語派造成的限制和論語派突破限制的方式。本章圍繞論語派如何超越政治權力的監(jiān)控、避免商品經濟的滲透、拒絕主流文化的規(guī)訓展開論述,認為論語派借助于幽默話語進行政治批評,避免了政治權力的過度控制,同時,借助于超政治的寫作方式保持了文學的獨立性；利用半同人性半商業(yè)性的期刊經營方式成功介入出版業(yè),擺脫了經濟資本的掌控；以啟蒙文化對抗專制文化并建構近情、寬容的現(xiàn)代文化,促進了文化的多元發(fā)展。第三章分析論語派確立文學合法性的方式和過程。本章圍繞論語派文學理論的建構展開論述,認為論語派的言志、性靈等文學理論都是指向自由的,這種文學理論與同時代的工具化文學理論格格不入,并且也不同于其他自由主義流派的觀念,而論語派為了參與文學場的競爭,在表述這些理論時采取了標新立異的方式,如此一來,論語派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各種力量的批評,為了擺脫由批評造成的合法性危機,論語派與左翼陣營展開論爭,通過論爭確立了言志文學的合法性。第四章圍繞論語派的小品文創(chuàng)作展開論述,分析論語派的文學成就和文學場的占位過程。認為論語派通過廣泛攝取和借鑒散文資源,確立了小品文的文體規(guī)范,論語派作家的創(chuàng)作就是這種規(guī)范的體現(xiàn)。論語派小品文題材豐富、形式自由,這類作品契合了讀者的閱讀期待,因而被讀者廣泛接受和模仿。在致力于創(chuàng)作的同時,論語派成功地實現(xiàn)了小品文的經典化,由此完成了文學場的占位。結語總結論語派文學活動的意義,指出其尋求自由的過程對文學發(fā)展和思想進步所作出的貢獻,同時也指出論語派在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上的局限,認為這一切對今天的文學生產能夠產生有益的啟示。 

【關鍵詞】 論語派； 文學場； 限制； 自由； 

緒論

一問題的提出與選題的意義
林賢治先生曾經在題為《五十年,散文與自由的一種觀察》的長篇論文中論述自由與文學尤其是散文的關系,作者指出,“無論外部的自由還是內部的自由,對文學來說,都是生死攸關的”。①這種觀點深刻而精警。所謂外部自由即文學的自主性,指的是文學相對于政治、經濟、法律、宗教、風俗等外部力量的獨立性;所謂內部自由即文學的審美自律性,指的是文學評判標準的唯一性,即所有作品都只能依據(jù)其思想和審美價值來判定高下。內部自由是文學自由的根本,外部自由是內部自由的必要條件,二者共同指向創(chuàng)作主體的思想自由,也就是自由思考.的意識、能力和權利。這種意識、能力和權利對于以獨創(chuàng)性和審美性為價值核心的文學來說至關重要,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自由被看成文學最重要的素質。事實上,古今中外的優(yōu)秀文學作品莫不流貫著飽滿的自由精神,以中國文學而論,《莊子》、楚辭、《史記》、李杜詩篇、公安派小品、《紅樓夢》等傳世之作都是在摒除政治、文化、經濟上的過度干擾、保持自由的創(chuàng)作心態(tài)的情況下產生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自產生之日起,就以自由創(chuàng)作、反對外在干預作為核心的目標訴求。文學革命期間,文學革新的最大障礙來自延續(xù)了千年的文以載道觀念,文學革命先驅全力拆解的首先也是這種載道觀。首倡文學革命的《新青年》同人在對文學自主性的強調上表現(xiàn)出高度的一致性。陳獨秀將“達意狀物”看成文學的本質,他指出,“文學之文,特其描寫美妙動人者耳。其本義原非為載道有物而設,更無所謂限制作用,及正當?shù)臈l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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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論題的研究現(xiàn)狀和發(fā)展趨勢
學界對論語派的研究大約始于論語派出現(xiàn)一年之后,迄今已有八十多年的歷史。來自左翼、京派和其他文學陣營的批評是對論語派的最初研究,這些批評與流派之間的競爭意圖糾纏在一起,難免有意氣用事的成分,但也往往表現(xiàn)出“片面的深刻”。左翼陣營是三十年代批評論語派最用力者。左翼重視文學的社會作用,論語派的自由主義文學觀自然不可能得到他們的認同。論語派出現(xiàn)不久,以魯迅為首的左翼作家就對其展開了大規(guī)模的批評。魯迅聲稱反對幽默,并且預言幽默在中國沒有發(fā)展前途,“非傾于對社會的諷刺,即墮入傳統(tǒng)的和'討便宜'”。來他更認為論語派走入幫閑一途。對于林語堂的提倡性靈小品文,魯迅更是大不贊成,甚至將之與辜鴻銘、鄭孝胥的復古思想等量齊觀。③ 沫沙認為《人間世》“只見蒼繩,不見宇宙”,并斷言它與《論語》相似,“俏皮埋煞了正經,肉麻當作有趣”。阿英將林語堂等人的文學道路歸結為“幽默主義”,認為他們介于積極的“打硬仗主義”和消極的“逃避主義”之間,在批評論語派的同時也對他們的文學選擇給予了一定的理解和同情。此外,茅盾、鄭伯奇、胡風、周木齋等左翼作家對論語派也作了較多的批評和研究。沈從文、朱光潛等京派作家欣賞純潔、高雅的文學,對論語派所造成的幽默小品文潮流表示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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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三十年代的場域形態(tài)與論語派的形成和發(fā)展

第一節(jié)文學場的變換與自由主義文學的困境
前人對于促使論語派生成的歷史因緣多有探討,一般認為,論語派由語絲派發(fā)展而來,在改變了的政治和商業(yè)環(huán)境中,比語絲派多了遁世的消極,少了政治批評的勇氣。這種說法自然有其道理,不過,這里面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觀念。關于論語派的政治批評問題留待下一章論述,本章主要探討論語派的生成問題。論語派固然與語絲派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但其思想基礎和文學基礎極為寬廣,其形成機緣十分復雜,不是“從《語絲》到《論語》”所能概括的。論語派的最初成員多是二十年代巳有文名者,除了來自語絲派的林語堂、周作人、劉半農、章衣萍,還有來自新月派的邵洵美、潘光旦、葉公超,創(chuàng)造社的骨干郁達夫,文學研究會的老舍、豐子惜,獅吼社的章克標,等等,可以說是自由主義作家的大匯聚。這些歸屬各異的作家能夠聚合在一起組成論語派,私人情誼固然是一個原因,場域因素則更重要,或者說,是三十年代場域的變化和自由作家的文學追求共同催生了論語派。而論語派在此后的進一步發(fā)展,也得益于流派成員對場域所提供的條件的充分利用。如果對現(xiàn)代文學場景作一番透視,就會發(fā)現(xiàn),活躍于其中的有作家、流派、社團、期刊、出版社等各種文學元素,這些元素之間不斷分裂、聯(lián)合和斗爭,共同構成了特定時代的文學生態(tài);如果對文學的生存環(huán)境作一番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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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jié)場域因素與論語派成員的聚合文學流派的形成過程
首先是流派成員的聚合過程,“文學群體無論單個的社團流派還是綜合的社群,都最基本的是人的聚合,而且表現(xiàn)是在某種一致性的觀念共識下的群體聚集”。④為了理解論語派的文學追求,應考察流派成員的人事關聯(lián)、聚合方式和影響流派文學面貌的那些一致性的觀念。與左聯(lián)、京派、新感覺派成員身份的相對單純不同,論語派成員的身份頗為復雜。的成員多數(shù)來自新月派和語絲派,也有原屬文學研究會、創(chuàng)造社、獅吼社、新感覺派的作家,這些作家在聚合成論語派之前,文學主張極為不同,有的作家或社團流派之間甚至有過摩擦。如果說他們有什么共同之處的話,那就是對自由主義文學的信仰。促使他們聚合起來的,正是這種共同的文學信仰,以及相似的文學困境,誠如呂西安?戈德曼所說:“當一個群體的成員都為同一處境所激發(fā),并且都具有相同的傾向性,他們就在其歷史環(huán)境之內,作為一個群體,為他們自己精心地締造其功能性的精神結構。這些精神結構,不僅在其歷史演進過程之中扮演著積極的角色,并且還不斷地表述在其主要的哲學,藝術和文學的創(chuàng)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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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文學場的競爭與論語派文學合法性的確立..........78
第一節(jié)標新立異的文學選擇與競爭態(tài)勢的形成..........78
第二節(jié)關系、位置與論語派的合法性危機..........88
第三節(jié)小品文論爭與論語派文學合法性的確立..........99
第四章小品文文體創(chuàng)新與文學場的成功占位..........111
第一節(jié)建立新的小品文文體規(guī)范..........111
第二節(jié)散文形式的解放與創(chuàng)新..........120
第三節(jié)論語派小品文的自我經典化與文學場的占位..........133

第四章小品文文體創(chuàng)新與文學場的成功占位

第一節(jié)建立新的小品文文體規(guī)范
文學合法性的確立為論語派的成功奠定了基礎,不過,僅在理論上占了上風,還不能保證在文學場上占據(jù)有利位置,對于文學流派來說,文學場的占位情況最終取決于其創(chuàng)作實績。正因為如此,在三十年代的文學論爭中,拒絕看“廣告”、要求看“貨色”的聲音總是顯得理直氣壯。論語派對創(chuàng)作一直高度重視,林語堂等人不斷創(chuàng)辦新的期刊,首先就是為了給本派作家提供充足的發(fā)表空間。對來自權力場和文學場的種種限制的成功突破為論語派創(chuàng)設了一種自主化的文學環(huán)境,這種外部自由為文學內部自由的獲取提供了條件,流派成員充分利用這些條件創(chuàng)作了大量作品。論語派期刊上,散文、小說、詩歌、戲劇各體皆備,小品文無疑是其中最能顯現(xiàn)流派特征的文體。論語派小品文從西方隨筆和晚明小品攝取資源,題材上無所不談,形式上更是大膽創(chuàng)新,這種自由無拘的文體使論語派對自由文學的想象得以實現(xiàn)。為了使小品文的藝術價值得到廣泛承認,論語派作家在創(chuàng)作的同時也在進行自我經典化。正是借助于精湛的藝術創(chuàng)造和對這種創(chuàng)造的自我肯定,小品文的文體地位得到極大提升,小品文在文學場中占有了可觀的份額,論語派藉此在文學場中成功占位。論語派選擇小品文作為言志文學的載體,這種選擇不僅是為了與主流文學爭奪話語權,也是為了解決散文現(xiàn)代化進程中出現(xiàn)的藝術性缺失問題。五四時期,占主流的載道觀念和程式化的古典散文寫作方法被拋棄,散文成為極富個性色彩的、高度自由的現(xiàn)代文體。文體的解放帶來了散文的發(f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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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中國二十世紀的文學常常表現(xiàn)出這種異化的趨勢。這是一個“非文學的世紀”,②千年沉積的載道觀念使文學的他律幾乎變成了一種集體無意識,近代以來國家和民族所遭遇的重重憂患也使文學承擔了過于沉重的負擔而難以獲得獨立發(fā)展的機會。在上個世紀的大多數(shù)時間里,文學往往輕易地成為政治斗爭的武器、意識形態(tài)的工具、商業(yè)發(fā)展的助推器,就是難以成為它自己。在新文學第一個十年,應和著個性解禪的時代思潮、得益于王綱解紐的社會氛圍,新文學擁有初生者的勇敢與天真,呈現(xiàn)出自由的氣象,等到第二個十年開始之際,受轉變了的政治形勢、經濟狀況、文化心理等的影響,文學形態(tài)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工具論文學觀占了上風,文學要么成為政治宣傳的武器,要么成為謀取金錢的手段,前者是如此沉重,后者又顯得太過虛飄。這些都不是文學的常態(tài),工具化的文學不夠關心個體生命的權利和個人生活的幸福,并因之缺少了深入人心的力量,從文學的角度來看,這樣的文學樣式是有所欠缺的,畢竟,“文學是人學”,文學的終極目標應該是文學本身,也就是人本身。因此,我們承認這是一個非文學的世紀,也可以將文學的異化現(xiàn)象歸結為現(xiàn)代化的必要代價,但我們還必須尋找那種“明確意識到自身的自主性”、同時又符合時代要求的文學樣式,并以之為依據(jù)描述文學史的另一種形態(tà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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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本文編號：1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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